在美国读博士

　　◎ 郝海静

　　2003年，我拿到美国一所大学的硕士录取通知书，离开北京去美国读书。从那以后，我读硕士、博士以及工作前后快10年了。因为各种情况也辗转去了美国、中东、欧洲、非洲等一些国家。由于个人原因，我对世界各国的残疾人设施都特别敏感。

　　我日常行走用小拐棍，可以走短途路，平时乘坐飞机，如果不是复杂的机场转机，我自己走。如果机场复杂，我会要求轮椅服务。初次去美国，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在芝加哥机场转飞机觉得没把握，于是要求了轮椅服务。芝加哥那次转机很不顺利，航班几经延迟取消，大约晚了九个小时才到我求学的匹兹堡，期间推轮椅的黑人小男孩看上去好像还不到16岁，他推着我走了好几个航站楼。他英语不灵光，我和他以及电话那端等着接我的美国朋友和他，都说不明白我下趟航班到底是哪趟。小男孩默默无言，但是很有耐心，最后我总算是上了飞机。

　　我感觉美国机场工作人员为残障人士提供的服务最专业，他们都经过统一的培训。机场安检人员对我进行了特殊安检——因为我腿里有金属。他们都是一样的微笑，解释，逐步提醒，用词几乎都完全一样。推轮椅的人员也是一样的标准，他们每次停下轮椅等车或者排队，都会认真闸住轮椅，我非常感激这个举动，因为我本人用手动轮椅不太多，不是很会控制，轮椅停下的时候，如果推轮椅的人不扶着轮椅，我会感觉特别不安稳，机场的摆渡车刹车都会带来摇晃。无论在美国哪个机场，推轮椅的人都会注意这点，其他国家也差不多。国内机场推轮椅的人员，大约只有一半人会这么做。当然，我在国内坐飞机的次数远远少于国际的，样本有点小。不过，要对国外推轮椅的人付小费，开始我不知道这个规矩，后来旅行的时候尽量带些一美元的零钱。

　　说到轮椅，我在国内的时候没有用过，并不是不需要，而是从家里到学校都没有使用轮椅的条件。所以，过去很多年基本是对付着走路，对付坚持上学，除此以外，别的地方少去或者不去。到了美国，公共设施按法律要求是无障碍的，所以街上可以经常看见摇着轮椅或者用大拐杖的人——用大拐杖的人里大多是在冬天滑雪季，健全人摔成骨折的。无论是使用拐杖还是轮椅，他们都可以无障碍地上学和上班。因为美国残疾人经常出现在各种公共场合，所以我到了美国，几乎无人问我为什么用拐棍，而在国内大街上陌生人总是好奇我为什么用拐棍。我知道他们觉得我是异类。我在北京上学和工作的时候，经常有出租司机听说我腿不好，总说，“那还出来干什么啊”。美国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完全是无障碍的，残疾人上学非常自然，和残疾人同学一起上学长大的健全人，毕业以后和残疾人一起工作也就是非常自然的事了。

　　美国的公共场合，所有停车场必须按比例设残疾人停车位，据说有些南方气候好的地方比例尤其高，因为很多老人在那里退休养老。美国老人根据医生建议，也可以申请“残趴证”。美国各个州申请要求不完全一样，基本上就是到政府网站下载申请表，填写个人信息，然后请大夫在这个表上签字，一般两三周内残疾人趴车证就邮过来了，手续非常简洁。我在两个州办过，都是这样。残趴车位都是在停车场离设施（比如商场、影院、体育场馆等）入口最近最方便的位置。

　　大型连锁超市都有电动购物车，因为这个原因，我更喜欢去西方连锁大超市，而不是小型超市。后来搬到麻省，我家附近有家西方连锁超市没有电动购物车，我很惊讶。他们的服务人员也不好意思，说可以帮我推车购物。我还是推得了的，也就不麻烦他了。有一次我还看到，有个盲人来这个超市购物，有个超市员工专门陪着他购物，帮他选商品。

　　图书馆、影院、音乐厅、球场都有直梯，音乐厅电影院和球场都按比例有一排没有椅子的位置，方便坐轮椅的人直接停轮椅在那里观看演出和比赛。美国人酷爱体育，有次我去看两个来访问的欧洲俱乐部的足球赛，尽管不是美国最流行的橄榄球，整个体育场也爆满，包括一行行轮椅的位置。

　　前几年我需要在美国给腿做一个小手术，手术方案没有敲定的那段时期，我行走不便，于是我给轮椅公司打电话询问如何能够得到一个保险包括的电动轮椅。开始他们问我为什么需要，问我在家里是否能够自理。我说在公寓里不用，但是公寓大楼太大，我走不到大楼门口。另外我在上学和工作，既要去学校听课，还要给我的学生辅导，不可以不出门。他们就建议我用手动轮椅，我解释说我自小没用过手动轮椅，胳膊无力，驾驭不了。一个多月后，他们给我打电话，要给我送电动轮椅来了。他们派人送轮椅上门，并且帮我调整了扶手等的尺寸和位置，教会我使用方法。同时告诉我，如果我的保险公司把轮椅的钱寄给我，请我务必转给他们不要自己拿去花掉。然后我就用这个轮椅直到我手术后康复。这个轮椅我个人没有付任何费用，都是我的保险公司出的。

　　肢残学生在美国是很自然地融入学校生活的，基本没有什么障碍，很少需要特殊帮助。但是我使用轮椅期间，我向学校要求校车接送，是因为几个特殊原因，我家和学校之间没有直达公车——轮椅也是能够上公车的，公车上有专门位置，司机也会协助；而且我家正好在校车路线上，学校应该给我提供和其他学生一样的方便。另外，那个时候已是冬天，我一个人也不想在寒风中开电动轮椅去学校，何况经常下雪，也很难开动电动轮椅。本着教育机会平等原则，我既然无法乘坐普通校车，学校就派了一个可以上轮椅的校车按照我电话或者email要求的时间来接我——这样我一般每周去学校2到3次，毫无障碍地度过了手术前和手术后的一段时间。几个司机师傅都很热情，我平时坐普通校车也经常是他们几个司机开车。美国还有个特点，大家做事都很尽责专业，不会随便评论自己分外的事，更没有抱怨过由于我的轮椅的原因，他们要额外多开几趟车。

　　我去美国一流大学读书，从始至终没有一个人询问和评论过我的残疾，因为学校的教师和行政人员都是各尽其责在为学生服务。

　　在美国，无论公立和私立大学，都要遵守教育机会均等原则，为残障学生提供帮助。我博士毕业后在一个公立大学的商学院做助理教授，MBA班里有个盲人学生要注册我的课程，他向我提前要课本，这样他好找机构替他转换成有声课本。

　　我去过的美国的各种公共卫生间，高速路边上的、沙漠公园里的、各种小饭店里的，都是有残疾人专用的大开门间，更不要说大学这么好的环境里。其实公共卫生设施无障碍，不仅方便残疾人，也方便了老人和小孩。我在美国看到很多父母带着小孩旅行，逛商店，博物馆，因为他们可以推着童车无障碍通行。所有的公共卫生间也有给小孩换尿布的台子。

　　在美国读博士期间，我曾经跟导师去学校的中东分校工作了一年多。在卡塔尔的多哈教育城，那里也完全体现了无障碍教育概念。记得当时康奈尔分校有个阿拉伯女生个头儿矮小，我突然明白女洗手间有个大圆凳是做什么用的了，她可以搬过来踩着用洗手池和洗手池上的镜子。如此简单又如此体贴。当时我做助教的班里有个学生，我不太了解他什么病情，他有点像《我的左脚》电影里的那个作家的样子，全身都不太好控制。他坐轮椅，每天由家里人送来上课，他能写字，但是握笔很费劲，所以考试的时候，我们给他双倍的时间，有时我也按照他的要求帮他用计算器或者扶着他手写字。

　　多哈是一个快速发展的城市，工地也很多，由于沙漠开阔和天气炎热，出行大多要开车。我在那里也申请了一个残疾人趴车证，这样去各个购物中心比较方便停车。多哈也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城市，有很多欧美人在那里工作。他们对于残疾人车位非常认真，所以当他们看见我在残趴车位那里左调右调趴车的时候，好几次都有人微笑着提醒我——那是给残疾人用的。在欧美，很多老年人也有残疾人车证。我看上去年轻，而且没有轮椅在车上挂着，就开一个普通车，看上去太不像残疾人。而且，他们大约也没有想到有残疾的人也出国来工作了。我只好微笑着解释我的确需要并且也有残疾车位牌，他们又立刻很不好意思地向我道歉。

　　在美国肢残人士考驾照，只要体检的时候大夫认为我的腿力量够开车，他签字，我就可以去考交规知识考试。考过了，就去考路考。这两个考试过程中没有一个人盘问我的腿的状况。他们的职权范围就是，看体检表，如果体检表上医生批准了，就说明我有能力开车。他们考查的是我开车开得是否符合规矩。如果是坐轮椅的残疾人，他们用自己的特殊的车去考就行了。考官坐在考驾照人员的车上，判断的是在马路上，开车人是否能够开车平稳，遵守交通规则。至于什么样的车，什么样的人，他们不管，也不是他们的职权范围。

　　我从卡耐基梅隆大学信息系统管理专业博士毕业后，来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校区管理学院信息系统专业作终身教职系列助理教授。自此，开始自己开车上班。在学校车库的残趴位置，我认识了一个女士。她不能走，需要坐轮椅。她的车上方有个小箱子，轮椅可以自动折叠放进那个小箱子以及自动拿出来，然后她自己再慢慢从车的驾驶座上挪到轮椅上，锁好车，手摇轮椅去办公室。在美国，我深深地感到，科技的发展，无障碍环境的便利以及公民的意识，让残疾人朋友出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