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忘却的奠基人

　　——纪念中国盲人福利会创立六十周年

　　◎ 黄  安

　　今年春末，甘柏林教授自长春来京，提起庆祝盲人福利会(以下简称盲福会)纪念活动的事，我们不约而同地都感慨万千。回首往事，便想起了许多为开创盲残事业而辛劳的奠基人。如：老革命家、原内务部谢觉哉部长，精明强干的张文秋大姐，才华横溢的黄乃同志等。尽管已是五六十年前的事，但有些温馨的情景，仍似“历历在目”。

　　早在1953年5月，我头部负伤方愈仍在“四野”后勤某部工作。无意中在《中国青年》上看到了一篇专访，标题是《共产党员黄乃同志》，通读后颇感震惊。给我印象最深的有三处：一是不平凡的青春岁月。他原在日本留学，卢沟桥事变伊始即返回祖国延安，担任党中央的日语翻译，成为《解放日报》的编辑之一。在陕北窑洞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写专栏、刻蜡板，连续工作十余年，双目视力虽不断下降，仍坚持写作不懈，曾获得毛主席的称赞。二是双目失明后，仍心系祖国残疾人事业。他在苏联治疗眼疾时期，虽不幸难以复明，他却没有消沉，而是积极了解苏联和西方国家的盲人组织状况。得知各国都建有盲人机构，回国后便向党中央毛主席建议，创建新中国的盲人组织。三是创编新中国盲文。他在苏期间不仅学会了俄语，还掌握了俄语盲文。回国不久便了解旧中国盲文状况，对各地盲文发音不统一的弊病随即进行改进，确定了以普通话为统一标准的新盲文，使全国数百万盲人受益。以上这些都令我深为敬佩。

　　岁月匆匆，待至1956年，我已由部队考入大学三年了，视力不断下降，难以阅读书报。正心慌意乱之时，油然想起了黄乃同志，我通过《中国青年》杂志找到了他，渴望获得帮助，他热情地介绍了内务部中国盲福会的信息。经大学领导与内务部洽谈，当年暑假，校方便派人送我来京。我们找到了盲福会，也是第一次见到总干事张文秋大姐。

　　中国盲福会地处朝阳门内，烧酒胡同，是一处紧凑而整洁的小院，张大姐的办公室不过十三四平米，张大姐看完我的介绍信，便关切地问：“你原是哪个部队的?什么时候负伤失明？都在哪些医院治疗过？”我如实回答。大姐听后安慰我说：“你能来找我们就算找对了，我们盲福会是毛主席亲自授意建立的，为全国广大盲人服务，去年刚组建起一个大型的训练班，从多方面培训骨干，好推动全国的工作。你是部队干部，要勇于面对现实，先抓紧学会盲文吧。”

　　告别张大姐，我被送至北京西郊的中国盲人训练班，作为编外军人，与师生们共同生活，开始突击学习新盲文。通过和大家朝夕相处，我才知道黄乃同志既是盲福会的副主任，还担任了教育部特教处处长。大家传说，张文秋大姐不但是毛主席的亲家，毛岸英的岳母；青年时代还是一位坚强机智的地下党员。众人对谢觉哉更是满怀崇敬，说他早在中央苏区就负责内务部工作；是经过长征考验的老领导。目前虽是内务部部长，却亲自兼任盲福会主任，有时也来看望盲生，保持红军关心群众的优良传统。事也凑巧，那年8月的一天，我果真意外地第一次见到了谢老。记得那日午后，我在室外摸读盲书。阵阵说话声由远而近，不一会儿就到我身边。忽然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快站起来，谢老来看你了！”我听出来是训练班张主任在提醒，便合上书本，站起来立正行礼，一时有些慌乱，只是连声道谢。但听谢老温和地笑着说：“你就是刚失明的大学生吧！看来很年轻，只要乐观向上，刻苦学习，今后一定会大有希望。”我聆听老人家那饱含乡音的鼓励，既惊喜又亲切，久久难以忘怀。

　　而令我难忘的还有第二次见到张大姐。那是当年10月初，大学领导给我来信，希望我留在京城，请盲福会就近安排学习和工作。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再次来见张大姐，她依然和蔼地接待了我，问我个人有何意见。当我提出离大学毕业不过一年了，希望回校完成学业，大姐爽快地答应下来，并说将为我申请到高教部的回函，叫我安心等待。大约只过了十天，张大姐便派人送来了高教部的回信，还给了我一百元的生活补助费。来人说，这是大姐叮嘱的，你要回去努力读大学，冬天快来了，见你衣衫单薄，要你买一套新的棉衣和棉被等，好过冬御寒。我激动地接过信和钱，两眼早已热泪盈眶，大姐这慈母般的关爱让我终身难忘。然而，盲福会和张大姐的关切并非只有我一个人，当时受益的盲残者成千上万。

　　因为有盲福会三位领导的鼎力支持，并有大学同窗和师友的无私援助，我得以顺利毕业，于1957年夏分回北京，在盲训班任教。可惜的是张大姐已调离，我单位的上级领导仍是谢部长和黄乃同志。我成为内务部下属单位的一员，逐渐了解到盲福会在建立之初，便创办了《盲人月刊》。同时，部内增设了中国聋人福利会（以下简称聋福会），出版了《中国聋人杂志》。在盲福会、聋福会大力推动下，各省市自治区民政部门迅速开展盲人聋哑人工作。开办福利工厂和按摩院所等。两会还会同教育部特教处，在全国接收和兴办了一批盲校、聋校和盲聋合校。每年的毕业生不再待业，有了新的出路。从1958至1960年，民政部门响应中央号召，高举大跃进的红旗，大干快上，将残疾人事业办得红红红火火，出现了一片喜人的新气象。

　　内务部因势利导，在1960年夏，召开了我国第一届盲人聋哑人代表大会，将盲福会、聋福会合并，组建了全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大会开得隆重而简朴，周总理和彭真市长，分别接见了全体代表。大会虽在政协礼堂和前门饭店举行，但是正逢我国困难时期，物资匮乏，餐饮中最好的食品是罐头，还是经国务院特批的。在大会代表中，汇聚了各方新老先进人士。年长的聋人有来自湖北的老红军余益庵，曾任湖北省民政厅长。年长的盲人除黄乃以外，还有孟静之，他是山东抗日时期的县长，建国后担任粮食部副司长。还有陕北著名说书艺人韩启祥等。年轻的聋人有北大毕业的学者李世寒。青年盲人有甘柏林，他是1955年盲训班第一期学员， 1956年，他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节，艺压群芳，当时即被誉为青年二胡演奏家。1980年后，他成为我国第一个盲人教授。青年盲人代表还有来自山西某福利厂的厂长刘炳军；四川成都按摩师孙桂兰等。我作为列席代表只参加了一次大会，却有幸第二次见到了谢部长。他认出我后语重心长地说：“我知道你开始教书了，你是大学毕业保送当教师的第一人，要严格要求自己，始终自强不息。”这深刻的教诲让我终生铭记。

　　然而，我感到新奇的是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建立不仅在当时国际上少见，在我国历史上也屡屡创新，实现了残疾人事业的统一领导，统一协调规划，有力地推动了这一事业的蓬勃发展。盲人聋哑人的各项工作，都能全面展开。从1960到1967年，终于掀起了建国以来第一个残疾事业发展的高潮。此时，盲福会、聋福会虽已退出历史舞台，却为这一高潮的到来奠定了广泛和良好的基础。

　　这次会后不久，谢觉哉部长即升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我则转调至北京市民政局，再也听不到老人的消息。直到文革中的1971年，方传来谢老去世的噩耗，我悲痛之余更感到11年前老人的教导，竟成了他给我的珍贵的遗训。待到文革结束，内务部更名为民政部，盲人聋哑人协会也恢复业务。我与老领导老同事便重新有了交往。

　　从1986至1995年，我在黄乃同志率领下从事盲文改革，参加了五次研讨会，他重视科研数据和群众实践经验，终于统一了各方意见，全面改进了他早年创编的盲文，形成了比较完善的双拼盲文方案。在这段经历中，我更加了解了他。黄乃同志不愧为语言学家，不但会英语、俄语，还精通日语和世界语，是当时我国世界语学院的院长。双拼盲文方案原名“七五”方案，那是他在文革中被关进牛棚时没有被困境吓倒而刻苦研究改革的成果，其宗旨在使盲文能更准确、更全面地反映汉语语音和某些特色，为盲人提供掌握科学技术更有利的工具。这一创举既体现了他虔诚的敬业精神，又彰显了他勇于超越自我，不懈追求真理的高风亮节。

　　黄乃同志组织研讨会注重节俭，每次与会人员都在30人左右，包括中残联有关领导，教育部和“文改委”负责人。还有众多盲人中的老教师，和从事盲文工作多年的专家。会议地点都为普通招待所或盲校，食宿标准保持中等水平。1989年的会议，借用了张家口市盲聋学校，临时将两间教室改为宿舍，每间住十余人，都睡单人铺板，一日三餐与教师同度。1995年，双拼盲文方案最终获得国家五部委批准试行，那次庆祝大会规格较高，人员扩至50人，大家才住进京西宾馆，得到邓朴方同志的接见，并在人大会堂设宴招待。回顾整个研讨过程，虽遭遇不少阻力和责难，黄乃同志都能泰然处之，或据理力争，澄清视听。

　　时至新世纪初，黄乃同志已是耄耋老人，我们常有电话往来，交流信息，他仍在研究双拼盲文的缩写系列。2002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告知我，张文秋大姐于日前去世，享年99岁。我们虽同感痛惜，也为大姐高寿而庆幸。2004年春节方过，一声惊雷乍响，老领导黄乃同志也溘然辞世，享年87岁。我痛感盲人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公仆和榜样，而我也失去了一位恩师。

　　而今，盲福会的创始人——谢觉哉部长、黄乃同志、张文秋大姐都已相继离世。60年来，新中国的残疾人事业却获得了空前宏伟的发展。在盲人聋哑人协会的基础上，改革开放以来，又扩展为包括六类残疾的中国残疾人联合会。1990年，国家正式颁布了我国第一部《中国残疾人保障法》，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建立了发展残疾人工作协调委员会。残疾人的教育、康复、社会服务、文化教育和法律保障等，非但内容丰富，水平也在不断提高，有些已达到国际水平，深受五大洲朋友赞赏。残疾人自强模范成批涌现；社会上扶残助残蔚然成风。我们抚今思昔，饮水思源，又岂能忘却那些勇于开拓残疾人新事业的奠基人？

　　三位老人还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虔诚敬业，恪守清廉，心系群众，不懈创新，这完全符合党的十八大要求，属于中国精神的一部分，在实现共同圆梦中，也会闪耀精神光彩，我作为他们的学生一定牢记教诲，活到老学到老，生命不止，自强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