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盲人在澳洲

◎ 杨永全

　　

　　我是一名后天失明的盲人，13岁的时候因为一次体育课上的意外，导致视网膜脱落，最终失明。2006年，大学毕业两年后，我来到澳大利亚学习，后又在澳洲工作生活将近7年。作为一个盲人，很少有人能够像我这样，在两个不同的国度，体验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氛围，感受不同人群对待弱势群体的态度与方法。

　　刚到澳洲的时候，住在一对老年夫妇的家里，对周围环境不熟悉，习惯跟随太太出门。有一次，房东太太对我说：你出门的时候最好带着盲杖，这样，不管是你自己走，还是有人陪着，其他人都会注意到你，在路上或通道里都会让你，这是为了你个人的安全着想，也是对你的尊重。后来，我基本上每次出门都带着盲杖，并且也越来越习惯自己一个人出门。我感受到手中的盲杖除了给我带来安全感外，还带给我一种尊严，一种社会的融入感！因为，当我在路边行走的时候，对面跑步过来的人，都会因为我而慢下来，停住，等我走过；当我在电梯或地铁车厢外，门开的时候，旁边所有的人，不管有多么拥挤，都会让开一条道，让我第一个进入……在这些社会行为背后，是对弱势群体默默的关注、鼓励和支持，还有对待社会有多种人群存在的习惯与淡然。在公共场合，我从来没有听见别人在旁边议论我，他们已经习惯了我的存在。

　　然而对于盲人，带着盲杖在路上行走，这个在国内是有很大压力的，我的很多盲人朋友都不习惯，甚至是恐惧盲杖，因为他们觉得不拿盲杖，出门的时候还少一些机会被别人注意。当然，盲人在路上被小孩子丢石子，被小青年戏弄的事情，如今在中国社会已经很少见了，然而，在我以往的经历中，走路的过程中，背后传来大声或小声的议论：你看，盲人！……衣服挺干净的啊！……有时还夹带着一两句讥笑。这些背后的议论，往往会给盲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压力，每个人都希望自己能够守住那一点点尊严，不希望自己被当成稀罕物来围观和评价。

　　在澳洲，因为工作的地点离家比较远，我需要乘坐轻轨上下班。澳洲轻轨的现代化，远远不如国内大城市的地铁，每次上下乘客之后，车厢门的关闭都需要由乘务员来控制。这个乘务员给弱势群体带来了很多方便。很多时候，当我急急忙忙地赶上快要开的列车，又因为着急一时半会找不到车门的时候，列车中段的乘务员就会过来帮我找到车门，引导我进入。他们的工作还包括：给坐轮椅的残疾人架一个从站台到车门的踏板，将残疾人推上车或推下车。这往往会耽误大家一两分钟时间，但是大家都习惯了。 轻轨车厢靠门两边的几个座椅，明确规定是给残疾人或有需要的人群设立的。上下班的时候一般都是交通高峰期，我每次进到车厢里的时候，这几个座位几乎都是有人的，但是只要我站在旁边，座位上的人立刻就会站起来，说着道歉的话，将位子让给我，这让习惯了在国内拥挤的地铁里一路站着回家的我受宠若惊。

　　在澳洲，我经常遇到热心的路人主动地帮忙，不过，一般都是先询问你是否需要帮忙，并且在没有得到你的允许之前，他们都不会触碰你的身体或盲杖，我想他们是为了避免产生误导，让盲人脱离原有的路线。当得到许可以后，他们会让我扶着对方的手肘，将我带到我告知的地点，最后祝我有美好的一天，热情握手告别。在国内，很多时候，当盲人的前面老远有一个障碍物的时候，也会有热性的人大喊着跑过来，不管不顾地，拖着你的盲杖向旁边就走。也许这条路盲人已经走过很多遍了，前面的障碍是在他的预料中的，走近的时候就会习惯地避开，然而经过别人这么一打断，反而糊涂了！热心的人们都是可爱的，不管出于什么目的，主动去帮助弱势群体，这种精神都是值得尊重和感激的。然而，很多时候，盲人的生活和行走，都是有一定规律的，当你想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是否能够先询问一下：你是否需要帮忙？这里的路况很复杂，你需要我帮你一下吗？如同此类的问题，会让盲人有更多的选择。

　　澳洲每一个路口的红绿灯都是有声音提示的，当红灯亮起，行人可以通过的时候，就会有急促的嘟嘟声提醒，这为出门行走的盲人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在一些小的街道，当有人要过马路的时候，车辆都会主动停下来让人，特别是对带着手杖或导盲犬的盲人，车辆会非常小心，因为在澳洲，无论任何情况，法律都是保护弱者的。

　　在教育就业方面，澳洲的盲人就业是有很大的选择范围的，并且也得到了很多民间公益组织的帮助。澳洲有盲人律师、精算师、电脑工程师，也有像我这样做物理疗法的。在这里，盲人有选择教育的权利，只要你达到标准，你可以进入任何一所高等学府。每一所学校，都有残疾人办公室，给学校里的每一位残疾学生提供硬件和软件方面的帮助。我当初进入技术学院学习运动疗法的时候，学院就为我准备了一套电子版的教材，方便我通过电脑读屏软件阅读。每次作业都是通过邮件，考试也通过网络系统。澳洲的雇主，大多数考虑的是你的专业背景和能力，很少有人会注意你的残疾，他们相信你有能力完成专业的学习，就有能力从事此项工作。在试用期间，只要自己努力适应工作环境，将自己的能力表现出来，最终都会获得一份稳定的工作。我曾经在一家社区诊所工作了三年多，为那里的居民做理疗和康复。在这个熟悉的环境里，我甚至忘记了自己还是一个盲人，除了少数熟悉要好的，大多数患者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失明人士。我的同事、老板，从来不好奇地询问我的特殊，只是在一些小事上，默默地关照我，如帮我带一带病人，倒咖啡等等。很多人从小失明，也有一些是因为疾病或意外中途失明的，但无论情况如何，在澳洲，只要你在就业方面有困难，都可以找民间组织帮忙，他们会为你专门设计一个个人项目，在个人生活能力、工作环境适应能力、交通能力等方面进行综合的培训和评估。当你已获得一份工作，这些组织还会派人到你的工作地点进行评估，看看哪些地方可以为残障人做一些改善，雇主往往会很热情地接受意见并作出改变，因为这些权益受法律的保护。如果一个雇主拒绝符合要求的残障人，他将会被起诉，或受到社会公益组织的干预。

　　客观地说，澳洲盲人的生活是比较无聊和孤独的。澳洲人口少，盲人的数量更少。盲人除了自己的家庭和工作几乎没有别的交往圈子，或许还有教会，但是对于一个不信主的盲人，工作和伴侣就是他（她）的一切。澳洲的父母在孩子成年以后很少关心他们，大多数父母与子女是分居的，就算子女是一个残疾人。在澳洲，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往往是保持一段距离的，在温文尔雅、礼貌热情的背后，是对他人漠不关心。你很难交往到那种相互之间交心交肺、在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帮助你的铁哥们。有句俗话，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朋友，是盲人最渴望、最需要的。不为了别的，就是在你失落的时候，有一句鼓励的话语，有一双有力的、支持你的手。然而在澳洲，你只能向你的狗倾述。有人说，中国人是属草本科的，无论你飘多远，还是离不开你的根。离家7年了，在澳洲的生活虽然安静悠闲，但是这种平淡让我越来越想念国内的父母、朋友，想念国内这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尽管要割舍很多，还要面对这么多不确定性，但我还是决然回到国内，在挑战与机遇并存的环境中，寻找一个新起点。 这几年，每次回国，我都能够感受到，国内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有了一定的进步，在一些路口也听到了红绿灯的提示音，在一些路段也踩到了盲道，至于这个盲道上是否停着车辆，是否有违章建筑，这个就不敢保证了。走在路上，被围观的次数也少了很多，但还是能够听见别人的议论。有位盲人朋友告诉我，他们曾经在深圳一个高档社区里开了一家按摩店，但是没几天，管理人员就过来告知他们，请他们关门搬走，因为小区里的家长反映，怕孩子们看见盲人，对他们心理造成不良影响。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公共设施需要进步，然而社会的观念，法律的规范，这些对于弱势群体生存更为重要的东西，也需要得到关注。这里的生存，不只是指活下来，而指的是，残障人在公共场所、职业场所、教育场所平等的存在，被社会接受且融入其中。这需要整个社会，每一个公民，也包括我们弱势群体自己的努力。每个人从生活的小事做起，少一些对他人的排斥，看到路上的盲人，能够少一些好奇和议论，如果想要帮助他们，当看到他们徘徊犹豫的时候，能够主动上前问一句：你需要帮忙吗？我想，他们会非常感谢你的。如果你是老板，当有一个残疾人来应聘时，请不要考虑他的身体残疾，先看看他的简历、他的教育及工作背景，看看他的专业能力是否符合工作的要求，然后给他一个机会，看看他能否在短时间内适应这份工作以及周围的环境。你会发现，他往往比别人更加努力工作，更加专注，更加忠诚于给他机会的上级。因为，对于一个行动不便的人来说，任何一个机会都是十分宝贵的，都会被牢牢抓住，且万分珍惜。 这就是我，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盲人，想要用自己的经历，向大家倾述的，或是证明的东西。

　　或许哪天你在路上看到一个拿着手杖行走的盲人，那就是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