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不大的孩子

◎ 李延芳

　　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一棵银杏树枝叶如盖，我在树下看书。秋风吹过，一树金黄的树叶哗啦啦落下来，落在我的肩上，落在我的脚边，远远近近撒满摇动了一春一夏的小扇子。再抬头看，树上已是枝杈干枯，露出大片残阳，一派“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壮美。

　　一早儿起来，妈妈给我梳头，对面的玻璃上映出几簇树枝在风里摇曳。梦里的画面又跳到眼前，我讲给妈妈听。她停了手，给我解梦：

　　“那棵树就是我，我老了，不能给你遮多少风，挡多少雨了。”

　　我心里那幅壮美的画面瞬间换成了一片凄清晚景。寒暑易节，草木枯荣，植物能一次次演绎起死回生的传奇，而人的生命进程没有“返回键”。妈妈已经陪了我40年，她的容颜在一天天憔悴，身体在一天天衰弱，她已经老了，只是我装作视而不见。

　　那天，妈妈收拾房间，碰到一面老镜子，镜子后面嵌有一张她24岁时拍的照片，四角包着印满精美花纹的锡纸。妈妈拿给我看，照片上的她穿着当时流行的绿军装，口罩塞进怀里，领口两侧留下两条白带子，像给衣服镶了边儿。照片上的女子两条麻花辫垂在肩头，浓眉，凤眼，双颊圆润，嘴唇微噏，暗自含笑。正是如花的年纪，无须修饰，青春朝气自会从舒展润泽的五官里漫溢出来。

　　我对着照片，在妈妈脸上搜索相近的痕迹，居然哪哪都对不上，我像被人打了一闷棍。有人说时间是治愈伤口的良药，也有人说时间是把杀猪刀，它一面安抚着我们的伤痛，一面又屠戮着我们的青春，应了那句弘一大师的话：“悲欣交集。”

　　妈妈24岁那年，把我带到了这个世界。我就是在这个今天看来格外陌生，却在当时无比熟悉的女子怀里，一天天长大。我先是吸干了她的乳汁，后又让她为我操心、受苦、流泪，她红润的面颊失去了光彩，她承受的所有沧桑都化作皱纹悄悄嵌入她的体内。

　　40年前，妈妈为我穿衣叠被，洗洗涮涮；40年后的今天，她依旧为我做着当年的事，我是个长不大的孩子，她出个门都要快去快回，生怕我够不着水、盖不好被，她总有无数个担心的理由。在厨房做个饭，她也会匆匆推门进来，问我：

　　“你叫我呢？”

　　我莫名其妙，答：“没有啊！”

　　她转身又去忙，都习惯了。

　　在本应打理好自己生活的年纪，我无法料理哪怕最简单的琐事；在本应反哺父母养育之恩的年纪，我也只能嘘寒问暖几句。随着光阴的延伸，这份情债积攒得越来越多，压在我的心头越来越重，我还不起。

　　“我去养老院住吧，趁着你们还走得动，做点儿自己想做的事儿。”我对妈妈说。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的规划，妈妈自私不起来，我就“残忍”一回。两个人三条腿走路久了，早已习惯那种平稳协调，分开就是骨与肉的撕裂。

　　有一次，妈妈陪我去养老院采访，听院长说起她整夜守在重病呻吟的老人身边照料的事，我问：

　　“那，同屋的老人能睡得好吗？”

　　院长说：“那没办法，床位紧张。”

　　返回的路上，妈妈良久默默无言，之后说：“不到万不得已，决不能把自己交给养老院。”

　　养老院在我们心里瞬间成了一道坎儿，彼此心照不宣。

　　这一次，我做好了尝试新生活的准备，妈妈谈之色变，一口回绝：

　　“那我还不得疯了！”

　　妈妈早已没有了自己的生活，是我剥夺了她向往的欲念和能力，我的负罪感又深一层。

　　“又不是不回来了，见面还不容易？”我说，“那儿有人照顾，您也放心。”

　　妈妈说：“以后你别这么想了，只要我动得了，你哪也不能去！”

　　哈佛大学排名第一的课程是沙哈尔主讲的“幸福课”，“幸福课”为何在哈佛大受欢迎？沙哈尔给出了这样的解释：

　　“因为大家过得越来越不幸福。”

　　幸福不是物质上的富足充盈，也不是身体上的安闲舒适，而是精神上的熨帖温煦。幸福，在妈妈的意识里很简单，就是一家人在一起，盘根错节地过平淡的日子，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天经地义，只有爱，没有债，这就是中国式父母骨子里的红烛精神，为了给子女最好的呵护，不惜熬干自己最后一分精气神。

　　风筝离不开线，线也离不开风筝，权且把陪伴当作孝行给自己一个安慰。我无力为妈妈遮风挡雨，但我会握紧她的手，告诉她：我们一同老去，风里雨里，我们在一起。长不大也是一种幸福，甜蜜，却也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