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 想
◎ 纪素梅
2007年9月的一天，我接到房山区作家协会主席刘泽林老师打来的电话，说9月22日房山区作家协会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问我到时有没有时间，能不能参加。本来，那天我是有了安排的，即便没有安排，不知怎么，年岁越大，越怕融于人多的场合，我想这大概是我木讷内向不善交际的性格所致吧。
然而那一刻，我却毫不犹豫地告诉刘老师：“我去，我一定会去的。”其实，平日里我是个遇事极为优柔寡断的人，对于此刻少有的果断，连我自己都觉得陌生。仔细想来，之所以果断，除了我对文学的热爱，更主要的大概是源于对这些年来我悄无声息，然大家还能记起我的一种感动吧。我的内心在那时有种别样的情绪在涌动：是欣喜？是惭愧？是对所荒废岁月的惋惜？还是对多年未见的师长们的一种......
我与房山文学界有所接触已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那是在1986年10月的一次文学笔会上，经当时的文联主席王凤梧老师介绍，我认识了张东升、张永顺、刘泽林、史长义等老师。那时的我，年龄尚小，与他们接触, 我没有因为是乡村孩子而遭到冷落，也没有因为自身的残疾而遭到怠慢，有的只是关心鼓励的话语和细致入微的关照；与他们接触，我没有自卑，没有胆怯，没有重重的顾虑，他们身上泛出的温暖，让我在无论多么困苦的遭遇下，始终没有将能够给与我精神寄托和心灵慰藉的文学忘记！
提到史长义老师，我真的想多说几句。多说，并不是因为他是文联主席，而是因为他的作品及其他的人格魅力。记得初次相识时，我便称他为史老师，虽然他仅有长我两岁的年龄。记得我第一次称呼他史老师时，他谦逊地笑着连连摆手说：“不敢当，不敢当。”可我还是固执地这样叫了下来，直至今日。想来无论从为人方面，阅历方面，还是学问方面，我称他为老师，他都是当之无愧的，可若从年龄，从我们农村长大的并吃过许许多多的苦这些相似的经历，倒觉得如他所愿，称他为“长义兄”更为贴切。
从1985年开始，我便在当时的北京日报《郊区版》副刊上，读到过他的小说《邻居》、《风波》、《香儿和表姐》。那时，他在文学上才刚刚起步，用的还是史长义这一本名。他的一篇篇贴近生活，富有浓重乡村气息又有些许幽默的乡村小说，给生活在农村、对农村生活十分熟悉的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于是史长义这个名字，便和他的作品一起，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直到1986年初次相识，我才惊喜地知道，我所关注的作者史长义，竟是房山人，和我同乡！而且令我诧异的是他的作品显得那么成熟，而眼前这位作家看起来竟像个“大孩子”！
后来我又在郊区版的副刊上读到了他的《雾河》、《涓流》等，因为当时我所处的环境，可阅读的范围，仅限于郊区版，所以我便无缘读到他更多更优秀的作品。那时我曾向王凤梧老师流露过对他作品的喜爱和才华的敬佩，王老师十分感叹地说：“才华啊！这是个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吃过苦，人很聪明，创作上很刻苦，有前途。”稍后，王老师又对我说：“你虽然写得不多，但大家都认为你的作品有个性、有深度，都对你抱有希望，或许十年之后，你们这些年轻人里面，会出现一个男作家或女作家呢。”
转眼二十几年过去了，长义兄在文学这片领域上，早已成了参天大树，而我，就像一棵刚刚破土的幼芽，刚一露面，便经不起风雨，悄然“夭折”了。人的一生，有几个十年、二十年呢？我辜负了大家对我的希望，此刻我心，除了惭愧还是惭愧！
惭愧之余，我常常给自己找些理由：因为我是农民，是农民，就意味着生活中将会富含更多的不稳定因素。因为我处在社会的最边缘，边缘意味着更容易与苦难相连。苦难让我得有足够的精力，去独自承受和面对生活中的许多烦忧与无奈！人活着，有时是不得不面对现实的，然而现实，注定我在文学这片领域上，永远只能做个刚刚破土的幼芽。其实，细细想来，这些，都是缺乏刻苦精神和坚强毅力的我，努力给自己找的理由罢了！
人生在世，无论是生活在农村还是城市，无论是常人还是名家，又有谁的生活总是一番风顺的呢?生活在农村的作者多了，境况远不如我的也多了，可他们却凭着刻苦的精神和坚韧的毅力，写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品，我国的文学事业因有与逆境抗衡的他们的加入，而更显繁荣绚烂，更显百花齐放。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和所创作的积极向上的文学作品，正确的引导和警示着广大读者，使他们端正地对待生活，使我们的社会变得更加和谐......
2004年11月，在北京市残联举办的《挚友》杂志培训班上，我结识了著名残疾人作家张骥良老师，骥良老师的许多纪实作品都曾被社会广泛关注，而我便是许许多多的关注者之一。由于对其作品的崇拜，再加之我们对文学的热爱和骥良老师热情善良又真诚的为人，我们似乎一见如故，所以在一起闲谈时就很随意。当他得知我来自房山时，显得很兴奋地样子，他灿烂地笑着问我：“你认识凸凹吗？就是你们房山的文联主席史长义，他是我的铁哥们，他的散文真是写得太好了！”于是私下里便有人向我谈起凸凹，谈凸凹这人，谈凸凹的小说，凸凹的散文，凸凹的《中国媒婆》，谈着谈着，便有朗朗的笑声泛起......
在文学这片领域中，虽然凸凹似一颗参天大树，而我，充其量算个刚刚破土的幼芽，虽有天壤之别，虽万不该放在一起来提及，然殊不知，若不在房山境内，那人家就自然将同属房山的我们，看作是“一家人”，有谁不愿“自家人”被人人前人后的称赞艳羡呢？于是此刻，我就在心底窃喜，就觉脸上有光，光芒四射；于是，就觉得大家称赞的好像不是凸凹，而是我自己一样，心里甜滋滋的，仿佛吃了蜜一般。
2006年年底，在良乡昊天假日酒店，也是在市残联举办的《挚友》杂志培训班上，我再次见到了张骥良老师。我们说话的时候，骥良老师再次提到了凸凹和他的散文。然后十分关切地对我说：“你们房山文联的《燕都》办得很不错，你除了要认真当好《挚友》杂志的通讯员外，还要往《燕都》投稿，你告诉凸凹，就说你张老兄说了，只要是纪素梅给《燕都》的稿子都要发表，要是不发表的话，那你张老兄就背着铺盖，带着妻儿老小，到你这来，在你这吃，在你这住，让你养活。”我知道骥良老师说的是玩笑话，可除了对他这番话语的深深感激之外，还在心里偷偷笑着说：“好霸道的张老师，人再熟悉，友谊再深厚，也要讲究作品质量啊，也不能强人所难呀！”骥良老师又说：“你现在就给凸凹打电话，让他马上过来，我亲自跟他说。”因为那时我还没有手机，当得知我此刻无法与凸凹取得联系时，骥良老师好像有些失望的样子，这是我在日后才品味到的。我说过的，我是个木讷的，脑子总是反应很慢的人。我想，当时骥良老师除了对我的关心之外，或许也想借来房山之机，见一见他的好友凸凹，好好地跟他叙一叙吧？可是当时，我却没能想起用别的方式与长义兄取得联系。其实，对于生活在房山的我来说，并不是难事。近在咫尺，我却没能促成他们的相见，这无论是对骥良老师，还是对长义兄，我都感到非常的愧疚和遗憾！
本想借这次参加代表会之机，将骥良老师的心意转达给长义兄。然而，进入会场方知，现在的房山文学界，已经拥有了一支庞大的队伍，若想单独安静地跟他说上几句，已不像先前那般容易了，由此，倒也能看出房山文学界的繁荣与发展，能看出房山文联和作协的领导们这些年来是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效果的。
看到房山文学界在如火如荼地兴旺发展着，我的内心有种莫名的激情，心里盛满了热情与欣慰。会议是散去了，可会议的内容和会场的氛围却久久的在我的脑海里萦绕着.....
车子将要启动时，我对送行的刘泽林主席说：见到你们，我是既高兴又惭愧，主席问我惭愧什么，我说我没有成绩，大家还准我做了作协的“理事”！
刘泽林主席笑了，我看得出那笑容里，分明夹杂了几分鼓励与鞭策！
是啊，从今天起，我哪怕只有片言只语变成铅字，于这次会议、这个“理事”，都不能说是没有关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