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味过年
◎ 林 达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跟着大人们去同事、朋友家拜年是有‘收成’的，那年代虽然不可能送红包，但是，各家在过年时都会摆出各式果盒，以糖果招待来拜年的客人。我和二哥常常被父母‘选中’去拜年，当大人们给孩子递上各色糖果，我们道上一句感谢，马上就把糖果装进衣兜里、不舍得马上吃掉它，心里那个美啊！回家后，我们各自掏出自己的收获，美美地欣赏一番。先是比数量：我有十五颗、你才十一粒；之后比品种：我有玻璃纸的糖、还有牛奶糖，你只有纸包的水果糖；最后比谁攒得时间长，大哥一般有糖就吃，以攒糖纸为乐；用如今最流行的话说，二哥最‘hold’得住，能攒到我们早就把‘存货’吃完，眼巴巴地看着他的‘豪华’收藏：他有个汽车造型的玻璃瓶，把糖塞进瓶中后，那些五颜六色的糖果把我们这些弟妹羡慕得不得了！他的糖果竟然能在我们面前炫耀一两个月光景……二哥还是很慷慨的，他攒的糖最终还是分给兄妹们分享。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那时候，物质生活比较匮乏，过年那几天是家家户户大吃大喝的日子，是餐桌上摆满大鱼大肉的日子，那时候，好吃的东西只有在过年时才会出现、才能吃得到。外婆除了会做鸡鸭鱼肉各种美味佳肴，她还会做年糕，糯米粉都是她老人家自己研磨的！那一幕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外婆坐在小凳子上，双脚卡住一个瓦盆，那盆的内壁有纵横交错、凹陷进去的纹路，她双手握住一支木杵不停地转动，木杵的一端与盆底相摩擦，那些用水浸泡过的糯米在摩擦中慢慢变为粉状。我们小时候吃过的年糕、花生糊、芝麻糊，都是外婆如此这般的辛苦制作的！
小时候，我们最盼望过年。过年就有新衣服穿，五六十年代的孩子，大多是穿哥哥姐姐传下来的衣服，我们兄妹五人，我上面有两个哥哥，女孩穿哥哥们的衣服在当时很普遍，穿补丁衣服也不稀奇，我在五六年级时就能穿妈妈的衣服，妈妈的“列宁装”曾经是我的最爱。但是，过年，妈妈总是想方设法为我们两姐妹做新衣服。妈妈年轻时就善长女红，而且很有创造性。有一年，我和妹妹的过年新衣服是妈妈自己买灯芯绒布、自己设计、裁剪并制作的：我那件上衣是枣红色、妹妹那件是大红色的，两件衣服上都有黑色灯芯绒做配饰、还挑选了白兔造型的纽扣，这两件“新款”的衣服纷纷被同学老师们所称道。在我八九岁时，妈妈就开始教我缝扣子，进而教我锁扣眼、纤边，后来还学会用缝纫机。年少的我有时对这些需要耐心细致的手工劳动很不耐烦，最不愿意返工，妈妈总说：“一日功夫百日看”。正是有了这种‘磨练’与学习，日后能驾轻就熟地为下乡的兄弟修补劳动服、结婚后为丈夫儿子缝缝补补，全得益于母亲传授给女儿的“看家本领”！
成年后，我们最盼望过年的团圆。从六十年代后期开始，兄妹们或是插队、或是随父母下放，一家人分散在五六个地方。之后，兄妹们或上大学、或参加工作，全家人始终是聚少离多。
大哥从技工学校毕业就进工厂工作。二哥插队期间，常常饿得跑到菜地里，吃生茄子、未成熟的西红柿。弟弟妹妹随妈妈下放到晋南山区，妹妹后来考上离家四十里外的县高中，那盘山的路连自行车都没有，只能徒步行走，她一周只能回家一次，学校没菜吃，她经常是边吃窝头边喝加盐的蒸锅水……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里，兄妹们最为企盼的就是过年与家人的团圆。
1978年，父亲奉命调回北京工作，随后，妈妈带着重病在身的我也回到离别二十年的北京。每个家庭都是以父母亲为轴心的，父母亲在哪儿，家就在哪，虽然刚回北京时我们一家只有“筒子楼”里的两间简易住房，但全家人其乐融融，尽情享受过年的大团圆，欢声笑语和饭菜的香味飘满家里的每个角落……我深刻地感到，从那时起的过年团聚，让我们全家为之兴奋的话题增添了父亲回到北京受到重用，二哥从工厂被选上去清华读书即将毕业，妹妹在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的病日渐好转。我们全家从分散在五六个地方，逐步向北京靠拢，我们从“文革”时期的迷茫走进改革开放初期的振奋，全家人感到好日子真的来到我们身边了！
成年后，我们最盼望过年的团圆。而“吃”始终是过年最重要的内容之一！那几年，只要弟弟妹妹一回到北京，首要任务是去朝阳门菜市场采购，那时的物资供应尚不那么丰富，要早起排队，才能‘抢购’到理想的鸡鸭鱼肉。外婆年纪大了，七十年代后期就回到上海，与舅舅一家一起生活，直到1993年辞世（那年，外婆93岁！）。在外婆和妈妈的传授下，我和弟弟妹妹成为家里烹饪的主要力量。每年春节的餐桌上，都有我们各自大显身手所烹制的菜肴。
怀念外婆和妈妈常在过年时分给我们做的一种粤式美食——“炸角仔”。炸角仔要用油和面做皮，馅料有甜咸两种，甜料用炒熟的花生碾碎加白砂糖；而咸料则由肉末、洋葱、豌豆为主，加入咖喱粉调好味道（也称之为“咖喱角”）。包这种饺子比北方水饺费点儿劲，因为面是用油和的，又有一定韧度，特别是饺子捏好后要捏出花边，做好后要放进油锅里炸，这样才不容易开裂。很多年，外婆和妈妈做这种食品，我和妹妹都是她们的得力助手。外婆回上海后，我们就告别了这种美食。
每到除夕，我们还围坐在一起，妈妈教我们自制八宝饭。大哥、我和妹妹是八宝饭摆花样的主力，我们在大碗里抹上一层凝固的猪油，随后，用切好的红枣条、各色果脯、瓜子仁、青红丝等材料贴在猪油上，图案摆好后，将蒸熟的糯米压在图案上面，再加一层炒好的豆沙（那时候豆沙也要自制，没有现成的出售），最后再放一层糯米饭。上锅蒸十几分钟后，将一平盘盖在碗上、迅速倒过来、再把碗拿开，呈现在面前的就是倒扣在盘子上有各种花草图案，甚至有用红枣条拼出字型的、既赏心悦目又甜美香糯的八宝饭！今天，讲究饮食健康的人们已不愿意吃油多的食品。“炸角仔”“八宝饭”留在我的记忆中，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亲情的印记。
成年后，我们最盼望过年的团圆。每到岁末，大家都早早安排好行程翘首以待回家的日子。家人团聚成为强大的动力，促使大家从各自不同的地方汇聚到父母身边，感受家的温暖和亲情对每个子女来说犹显珍贵。
成家的我们，依然盼望过年的团聚。 除了大哥早我们几年成家，二哥、我和弟弟都是八十年代中结婚。成家的我们，必然要兼顾两个家庭，每逢过年，大家按照约定俗成的“规矩”：除夕回婆家，初二回娘家。
结婚后的二十多年，除夕我全是在婆婆家度过的。每年除夕中午离开父母家时，爸妈总要送我们到门口，久久不愿回屋，那充满不舍的眼神至今让我难忘。后来，爸爸就宣布了一条新规矩：除夕中午和女儿共进午餐——这成为老林家的除夕年夜饭的‘改革版’（午餐不能称之为‘年夜饭’吧！）唉，爸妈的心情啊，我懂。
我的公公婆婆都是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的老军人、老革命，我对他们充满崇敬！他们一家对我也是厚爱有加，平日里总是尽量减轻我的家务劳动。在他们家过除夕，以包饺子、吃饺子为主，我基本帮不上啥忙，从切菜、调馅儿、和面、擀皮到包饺子，婆婆、小姑、小叔他们个个都是高手，我只能锦上添花地加做一两个菜而已。进入到八十年代，全家人一同看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成为除夕的重要内容。熬夜到零点，全家人下楼放鞭炮、放烟花，热闹非凡。
每逢初二，回到我自己家，中午的餐桌上依然能摆出十几道菜肴。无论是除夕年夜饭还是初二的团圆饭，我们家的烹饪主角已成为大嫂、弟弟，他们以烧大鱼大肉等‘大菜’为主，二哥偶尔也露一手插队帮厨时练就的本领，切土豆丝、萝卜丝能与专业厨师媲美，为此，他的拿手菜是炒土豆丝、凉拌“心里美”萝卜。过年我休息，平时我常去父母家帮忙做饭。八十年代还没条件外出吃饭，我们家海内外亲戚多，家里来客人只能是我和妈妈大展厨艺，煎炒烹炸，以飨来宾。
妹妹1989年出国留学，之后的过年团聚中总是缺少她的身影。当我们四兄妹都有了孩子后，过年的团聚人口陡然增加到14人！看着一个孙女、三个孙子和外孙吵吵闹闹打成一片，爸妈开心不已！1996年春天，妹妹抱着十个月大的女儿回国为父母祝贺金婚，16口人的全家福成为我们家人最齐的一幅留影，也成为我们家最为难忘、最为珍贵的全家团聚！
如今的我们，还盼望过年的团聚吗？1998年父亲去世，我们家像倾倒的大厦，失去了支柱。妈妈痛失老伴后大病一场，身体恢复后就不再过问家务，一日三餐全凭儿女安排。我们在周末必定为母亲采购各种食物，并烧汤做菜。过年时，大家依然回家与母亲团聚，做些妈妈喜欢的菜肴，或者带她外出吃西餐、吃广东菜，带她逛商店、看热闹的街道、花灯，感受过年的气氛。然而，失去父亲的过年团聚已经黯然失色。从此，过年的团聚流失了很多快乐，更多的是一份照顾好母亲的责任。
2009年春节，已经昏迷多日的母亲选择在大年初四离开我们。很多朋友说，你妈妈多照顾你们啊！如果在除夕或者大年初一离开，以后你们怎么过年啊！
母亲去世的那天恰好是我的生日。妈妈一辈子最疼爱我，为我操心受累最多。她选择我的生日离开似乎很有寓意，母亲一辈子为家人操心、以助人为乐，她总企盼子女生活得更好，她希望好的家传能够继续，我领会了母亲的寄托。
公公也去世几年了。婆婆去年摔伤，手术后又引发中风造成偏瘫。重病在身的老人一直在医院就医，2012年的除夕，大家相约在医院陪伴老人，我们做了老人爱吃的菜肴，小姑两口子特制了饺子送到医院和母亲团聚，这是我们有生以来最特别的一个除夕，虽然大家心中都有一丝沉重，但是，看到老人家开心我们亦感欣慰。
如今，我们兄妹都即将步入老年。儿女们都已长大成人，过不了几年，他们也将成家立业离开父母。那时，我们又该盼望着他们在过年的时候回家和我们团聚啦！
过年，承载了太多国人的情感。近来，这个中国的传统佳节让很多人大呼缺少了“年味”，什么是“年味”？在2012年龙年的春节，回味“过年”，我依然能从那些过年的往事中体会亲情的温暖与感动，我想，这应该是过年的意义所在，是“年味”的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