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窗 让生命之光照亮心灵
◎ 田保伟
她，用一套特殊的方法和一颗纯真的爱心，架起了弱智儿童心灵的桥梁。
在北京市朝阳区望京花家地南里的一个小区里，坐落着一幢红色的二层小楼，小楼外墙悬挂着一条条红色的条幅“捧出一颗爱心、迎来人生希望”，这是中国残联名誉主席邓朴方的话。
这就是由茅于燕于1986年发起建立的“新运”弱智儿童养育院（以下简称“新运”），也是我国第一所弱智儿童学前教育机构。历经5次搬迁，时至今日，该机构已经25岁了。
坚持25年的评课制度
这天，“新运”既不举办大型的活动，也没有重要的嘉宾，而是每两周都要举办一次的老师评课活动。
“小新，你吃过苹果吗？”“看，这就是苹果，它的颜色是红色的。”在二楼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房间里，一名女教师正趴在小方桌上给小新上“红色认知”课。女教师一边比划，一边拿出各种红色“教具”。另有6位老师围着她们站成一圈，认真听讲，时不时做些记录。
满头银发的茅于燕就坐在小新的侧面，她一会儿抬头看看老师的表情，一会儿看看小新的反应。她将笔记本纸张分成两栏，一会儿在左栏记录，一会儿在右栏快速写上几笔。
20分钟的讲课结束后，参与评课的老师又“转战”会议室，针对这位老师刚才的讲课表现，其他老师并不隐晦地提出意见，茅于燕最后作总结并给出建议。评课结束时已是中午11点多。
这项制度随着“新运”的成立已经坚持了25年，不管风吹雨打，从没有间断。茅于燕建议评课要一直坚持下去，因此每次评课她都坚持参加。
“新运”副院长王建新多次提出用校车接送她，但都被她婉拒。“我不愿意麻烦他们，耽误司机师傅的时间。”茅于燕对记者笑着说。
坚持从西城坐公交车，坚持评课制度，坚持参加评课……
正是这样的坚持，串起了茅于燕的生活。她也经常劝告身边的人，“你认为有意义的事情就要坚持下去！”
茅于燕是茅以升和妻子戴传蕙最小的女儿，1926年6月1日出生于北京。她从小便显示出与众不同的聪明和机智，是兄弟姐妹6人中学习成绩最好的一个。
“我上学时很机灵，这里特别好使。”茅于燕边说边指着自己的脑袋。
在贵州平越高中毕业时，她的成绩名列全校第二、女生中的第一名。
1944年考大学，她同时被5所大学的不同专业录取，姐姐说她“弹无虚发”，一下子拥有了5所大学的学籍。
受父亲茅以升的影响，她选择攻读重庆的中央大学建筑系。但她很快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正在这时，她生病了，于是在重庆读了两个月便回到南京的家中。
茅于燕“退学”了。不过，正是这次病休，影响了她的一生。
闲来无事时，她便翻起家中的一本名叫《西风》的杂志，《西风》介绍了心理学这门新兴学科，里面有很多案例。这引起了她的兴趣，她一口气读完了家中所有的《西风》杂志。
之后，看到南京金陵大学设有哲学心理系时，她异常兴奋，毫不犹豫地报考了这个学校。
1950年，茅于燕以全校第一名的优秀成绩从金陵大学毕业，1951年，适逢中科院心理研究所成立，她便来到心理所工作，如愿从事起心爱的职业。
然而，真正的心理学研究她并没有做几天。
从50岁才开始的工作
正当他们开始在小学进行快速学习算术的试验时，“文革”的噩梦开始了。中科院心理所被取消，全所的人都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种田插秧、割麦子、收棉花……
十年间，茅于燕完全丢弃了科研工作。
“文革”后期，一位中央领导讲话：“心理学还是有用的。”这使得中科院心理所得以恢复，茅于燕也终于回到北京。
然而，当时的茅于燕已经近50岁，接近退休年龄。
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个年龄就应该颐养天年，尽享天伦之乐了。然而，对于她来说，这预示着一个新的青春刚刚开始。
1972年，北京协和医院正在试验用猪脑做的药片治疗弱智儿童，为同时掌握他们的心理和智力发展状况，便邀请中科院心理所去研究心理和智力，心理所派茅于燕和她的课题组成员去搞合作，正是在这里，她才第一次接触到“弱智”这个名词，也正是这次机会，她开始献身这片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
在研究过程中，茅于燕发现这些药片不仅效果较差，而且还具有胆固醇高、发胖等副作用。经过一段时间的摸索，茅于燕逐渐意识到，对智力落后人群的治疗是一个复杂的工程，必须从基础工作做起。
开展工作的第一步便是先摸清弱智人口的数量、分布、年龄层等。1977年，她和心理所的其他5位组员在北京四个城区，针对23万人口做了一项普查，得出65岁以下人口中有0.34%的智力落后者。
茅于燕坚信，年龄大的弱智者大多从小就有表现，她决定设计一套婴幼儿智力测验的方案。她与北京儿童保健所和首都儿科研究所合作，首先引进国外常用的婴幼儿智力筛查量表DDST，再用中国儿童进行标准化，最终得出中国0至3岁婴幼儿的智力测查量表。这个量表在中国保健部门使用了多年。
为进一步了解婴幼儿童的智能发展规律，她开始了长达5年的“跟踪研究”。
她与一家医院的保健科取得联系，共找到36名婴儿进行跟踪，她每个月分别去每个孩子的家给孩子进行智能测验。
为此，年过花甲的她几乎天天往外跑，这一跑就是5年，累计路程2000多公里，相当于从北京到青海西宁。
其中一些孩子断奶后就被送往住在远郊或农村的奶奶或姥姥家，所以她就得跑到很远的地方测查。有的孩子随父母工作调动外迁，就无法跟踪了。
“这条路很辛苦，我的几位同事最后都退出了。”她说，有人去做高智商儿童的研究，有人去做成年人的教育。相比于茅于燕从事的研究，其他研究比较简单，又能在短期内取得结果。
“我已经踏上这片土地，就没想过放弃。”她很平静地说。
跟踪5年后，茅于燕初步摸索出0至3岁婴幼儿智力发育规律，根据追踪得到的大量资料，撰写了科研专著《难忘的儿童智能追踪》，1986年，她的这项追踪成果被评为中科院重大科研成果。
“新运”为弱智孩子带来崭新的命运
跟踪研究为她编写教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内容和数据，同时她向国外有关机构收集了教材大纲，阅读了大量的国外文献，细心整理、分类、加工。经常是白天做追踪，深夜还笔耕不辍，昼夜奋战。
1983年，中国第一本弱智儿童手册《智力（可疑）落后婴幼儿早期干预大纲》终于问世，当时用彩色纸油印了几十本，这便成了后来正式出版的《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的前身。
“我用了将近10年时间写了这本手册，全是用手写的，总计75万字。”她编写这套手册颇费了一番心思：主体部分以年龄（出生至7岁）为经线，训练项目为纬线，每一岁为一个年龄段，分大运动、精细动作、语言、认知能力和社会行为五个领域。从装订方式上按照训练领域设计了海蓝、粉红、淡黄、米色、淡蓝五种颜色，既可分色装订，也可按年龄装订，既符合儿童心理，又方便使用。
“使用不同的颜色，寓意为希望的彩虹。”她说。
手册后经几次修订和出版。茅于燕首先找到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在1992年正式出版了最早的手册，一直使用到2003年。之后又联系人民教育出版社，重新出版了该手册修订本，即目前正在使用的《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
说起手册，还有一段插曲。
茅于燕的一位朋友在1994年去台湾，发现了一本翻印的教育手册，和她的《智力落后儿童早期教育手册》一模一样，但事先她并不知道，朋友专门买了一本给她带了回来。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说明台湾也觉得这本书不错。”她微笑着说。
然而，希望并不等于现实。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交流以及多次实地考察，她萌生了一个想法，创办一所弱智儿童的幼儿园。
想法虽好，具体实施起来却谈何容易。那些日子，茅于燕比平日更加忙碌，精心操持着一切事情，如同一位母亲在迎接自己即将诞生的孩子。
首先组织筹备委员会、基金会和理事会，父亲茅以升欣然题词，启功先生挥毫书写匾额，韦君宜、李群谱写院歌。1986年10月7日，一个名叫“新运”的教育机构诞生了，希望它为弱智儿童带来崭新的命运。
茅于燕总结了当时面临的五个零：
个人思想对弱智的认识是零。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即使在大城市，学校门口也张贴着：智力不正常者不收。当时还有很多人嘲笑茅于燕：傻孩子有什么好训练的。
社会对这类儿童的认识是零。她创办“新运”之前，跑了多个政府部门进行提议和呼吁，但都被拒绝或没有回应。
另外，对这方面的教育为零，家长对弱智的了解为零，开办“新运”的资金、校舍、设备都为零。
为了校舍，她和同事们骑着借来的自行车寻找了无数个街道和村落，终于选定了一间过去的小饭馆，地上的油污足足有一根手指头粗细那样厚，她们亲自用铲子把油污铲掉；为了师资，她邀请了附近两位退休女老师；为了招生，茅于燕跑几公里路去贴小广告。有一次，下了暴雨，她刚刚粘贴好的广告全被冲掉了。
最让人头疼的是资金，“新运”刚成立时，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捐了1万元，香港明爱慈善机构赞助了他们房租，一些个人也纷纷捐赠了资金和设备。就这样，“新运”开始上课了。
没有固定的教室，“新运”每年都像“打游击”。好不容易选择了紫竹院附近的一处民房，谁知租了一年后，房主又以高租金租给了别人，“新运”只得搬迁。三年之内，搬了四次家，直到1995年，才搬到现在的朝阳区望京花家地这里，总算是有了一个安稳的家。
不过，目前的校舍是当时朝阳区政府望京办事处无偿租借给“新运”使用的，明年将要到期，之后是否还会继续无偿租借还是一个未知数。“新运”副院长韩宁说：“如果付房屋租金，我们肯定是承担不起的，如果真要收费，我们也只能适当提高学生的学费了。”
资金一直是困扰“新运”这些民间组织的大问题。目前，“新运”共有学生40余名，每个孩子每月收费平均在1800元，包括一日四餐、寄宿费、学费、书本费等一切费用。“新运”每年还会承担残联、政府的一些项目，争取一些项目经费，多则三四万元，少则几千元。另外就是一些好心人的捐助，主要以实物为主。
目前“新运”的开支也不少，代课老师、生活老师、夜宿老师、厨师、兼职司机总计19名，教职工的平均月工资全部加起来不到2000元。因为是民办幼儿园，又整天和弱智孩子打交道，最初创办时，一些女老师欢喜地来了，可没干几天就抹着眼泪走了。
在茅于燕锲而不舍的精神的感染下，院长黄一萍、副院长王建新以及韩宁等老师选择了坚守，她们长则待了20多年，短的也有15年。
为感谢茅于燕，“新运”每月都为她准备了劳务费，但她从来没拿过一分钱，她也从来没问过有多少钱。她说：“把这份劳务费当奖金发给教职工吧，他们才是最辛苦的。”
“新运”小班班主任赵老师在这里已经15年了，在她心中，茅于燕永远都是那么慈祥、温柔。几年前，她患了一场病，茅于燕每次来学校时都会主动询问她的病情，劝她好好休养。
“我闲不住，闲两天就难过”
祖籍江苏镇江的她皮肤白净，胖乎乎的脸庞上，只有在微笑时才偶尔露出几条浅浅的皱纹。如果没有那略显蓬松的白发，你几乎不能相信这是一位85岁的老人。
茅于燕出门坚持乘坐公交车，从不让别人搀扶。如今她与丈夫住在一起，两个孩子都在国外。他们至今没请过保姆，没叫过小时工，生活完全自理。她说，除了睡眠有些不好以外，其他方面都很健康。她不用手机，不用电脑，“看电脑久了眼睛很不舒服”。
她的听力有些差，不过戴上助听器就能和别人顺畅交流。与茅于燕聊天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便是“我确实很忙”，已经85岁的老人了，还有什么可忙的？
三天两头被邀请去作演讲报告、参加学术交流研讨会，时至今日，还经常早出晚归。得空在家，她便伏首桌前，笔耕不辍，准备各种发言稿。
“我这个人闲不住，闲下两三天就很难过。”她说，她现在正做着一个巨大的工程，她要把过去自己写的所有文章和媒体报道她的文章分类、整理成集，做成两套书籍送给在国外的两个孩子存留。
她没有太多的爱好，既不跳舞，又不唱歌，也不听相声。“我哪有时间啊？”她乐呵呵地笑答。
不过，毕竟岁月不饶人，她也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每天绕着小区散步6圈。“一定要坚持下去，才有效果”，她说道。
“不过，有时出去开会回来晚了，也就不用散步了，已经在外面走了那么多路，就相当于走6圈了。”她笑着补充说。
那天，因为接受记者采访而延误了回去时间的茅于燕，中午便留在“新运”吃饭，二两米饭、几块油炸鸡柳、一份蒸鸡蛋、一份鸡蛋汤，她吃得干干净净。
吃完午饭后，她就准备回家，“待会晚了，公交车上人就多了，回去就不方便了”。
下楼梯时，副院长王建新上前扶她，她说：“不用，我自己走。”她从来不让别人搀扶，“我不想麻烦别人。”
在王院长的陪同下，略有些驼背的茅于燕慢慢地离开了“新运”。不过，两周之后的这一天，从这个红色的小楼里，又会传出孩子们狂叫“茅奶奶、茅奶奶”的童真声音。
（摘自：2012年1月6日《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