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永在

　　心态改变人生。正所谓，重要的不在于人生经历了什么，而在于怎样看待所经历的人生。霍金以一种轻松、达观的心境，叙述了他那在别人看来过于跌宕起伏、荆棘满布的人生旅程。他以胜者的口吻向生命宣布：希望永在。

希望永在
◎霍金/文李嘉/译

　　人们总是问我，您是怎么看待自己患了肌肉萎缩侧向硬化症的？我的回答是：那没什么，我总是尽可能过正常的生活，不去想我的病，也不会因为这种病妨碍我做了什么而感到遗憾。其实，因为病而做不到我想去做的事，这种情况实在不多。
　　患上肌肉萎缩侧向硬化症对我曾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童年时期，我身体的协调能力就不是太好。我不善长球类运动，字也写得一塌糊涂，让我的老师很是头疼。也许就因为这个原因，我对体育和体育活动都不太关心。不过，等到我17岁，上了牛津大学，这种状况似乎有了改变。我开始参加划船运动，当过舵手和划船手，虽然够不上参加正式划船比赛的标准，不过，还是达到了大学比赛的水平。
　　然而，在牛津大学的第三年，我发现自己手脚活动越来越不灵便，还曾经有一两次莫名其妙地跌倒。直到一年以后，我上了剑桥大学，我的父亲才注意到我的身体上的异常，立刻带我去看私人医生。那个医生又把我引荐给一位专家。我刚刚过了21岁生日不久，就去一所医院做了全面体检。我在医院呆了两个星期，接受了名目繁多的检查；从我的手臂上提取肌肉组织样品；把电极插进我体内；往我的脊椎里注入一种不透明的放射性溶液，再把病床倾斜过来，用X光机观察液体如何流动。一番检查之后，大夫除了告诉我患的不是多发性硬化症之外，其他的都不说。他们没有告诉我，我的病例极为特殊，好几种病都俱全了，而且他们预料，病情会持续恶化，他们毫无办法。于是，他们只给我开了些维生素让我吃，我看得出来，大夫们根本就没有指望这些药对我的病会有什么疗效。我不想再去打听病的详情了，因为我看得出来，情况不妙。
　　意识到了我得了绝症，而且，这个病有可能几年之内就会要了我的命，这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怎么这一切会发生在我头上？难道人生的一切就这么戛然而止了吗？然而，当我住院的时候，我亲眼目睹对面病床上的一个男孩在我面前死去，我模模糊糊地记得那孩子患的是白血病。那景象惨不忍睹。毫无疑问，在医院的那些病人的情况都比我的更糟。如今，每当我顾影自怜的时候，我都会想起那个小男孩。
　　因为不知道我身上即将会发生什么事儿，疾病发展的速度会有多快，我一时间不知道自己该怎么办才好。医生告诉我，我可以回到剑桥大学，继续从事我才刚刚开始的关于广义相对论和天文学的研究。可是，因为我的数学功底不够好，我当时的研究没有取得多大进展。而且，不管怎么说，我也许都活不到拿到博士学位的那天了。我有点儿觉得自己是个悲剧人物。我开始听瓦格纳的音乐。有的杂志刊登文章说，我那个时候曾经酗酒，这未免有点儿夸大其词。麻烦的是，有人这么写，别人也跟着抄，因为大家觉得这是个好听的故事。不管是什么事儿，只要是白纸黑字，而且反反复复在刊物出现过好多次，大家也就信以为真。
　　我那时候做的梦都很纠结。在病情没有被确诊之前，我厌倦了生活。觉得世界上似乎没有任何事情值得我去做。但是，出院不久，我梦见自己行将要被处死，我忽然意识到：如果我能被暂缓执行死刑，这个世界上还有好多事情值得我去做。还有一个梦，我做过好多次。就是我将要牺牲自己去拯救别人。总之，这些梦都在暗示：假如我真的注定要死去，那临死前做些好事也无妨。事实上，我并没有死。我惊奇地发现，当一片乌云笼罩着我的前程之际，我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加享受生活。我开始在我的研究中取得进展。还和一位名叫简•王尔德的女孩儿订了婚，这个女孩儿差不多是我的病情被确诊的时期认识的，和这个女孩订婚改变了我的生活。因为，这意味着，如果我要和她结婚就要有工作。所以我在剑桥大学凯尔斯学院申请了研究员的职位。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居然得到了这样一个职位。几个月以后，我和女孩结了婚。
　　凯尔斯学院的研究员职位解决了我需要即刻就业的难题。我幸运地选择了理论物理的研究，因为我的残疾不会造成障碍的研究领域屈指可数，理论物理研究便是其中的一个。让我走运的是，我当时的残疾情况日益严重，与此同时，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声望却日渐提升。这就意味着，人们乐于为我提供后来许多只需要做研究而不必去讲课的职位。我们在住房方面也很幸运。结婚的时候，简还是伦敦大学玛丽皇后学院的大学生，因此，除了周末，她每天都要去伦敦上学。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找一个我可以自己料理自己的住处，这很重要，因为我走不了很远的路。我问学院是否可以帮助我们，可当时的财务主管却告诉我们：学院的政策是不给研究人员提供住宿帮助。我们只好屈尊在一片公寓楼当中租了一套房，那片公寓楼盖在一处市场当中（多年以后，人们告诉我，那片公寓真正的房东就是凯尔斯学院，而当时他们却没跟我们说。）。当时还在施工。我们结婚后，去美国做了一次旅行。可等我们回来以后却发现公寓楼还没建好。为此，那位财务主管最终让步，答应在研究生招待所租给我们一间房子。他说：“这样的房子我们一般每夜收费16先令6便士，因为你们是两个人，我们要收25先令。”我们在那里只住了三天。之后，我们就在距离我的研究系100码的地方找到了一处房子。这所房子属于另一所学院，学院把房子租给一位研究员，那个人在郊区买了一处房子，这所房子还剩下三个月的租期，于是就他把这所房子转租给了我们。在这三个月内，我们又发现就在同一条路上，还有一所房子居然空着没人住。一个邻居把房子的房东叫了回来，和她说有年轻人需要住处，可是她却让自己的房子空着，要是别人发现了，这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儿。于是，这个房东就把房子租给了我们。我们在那所房子里住了好几年。后来我们决定自己买房子，而且是一次付款。为此，我们请求学院为我们作抵押担保。然而，他们来做了一番调查之后，却得出结论说给凯尔斯学院不值得去冒风险为我们作担保。最终，还是一家房屋互助会给我们做了担保，父母又给了我们一笔钱，我们才买下了自己的房子。在那所房子里，我们又住了四年，可是到后来我上下楼梯已经十分困难了。正在此时，学院开始对我欣赏有加，财务主管也换了人。他们给我安排了一套学院自己的一层公寓。这套房子十分适合我的身体条件。房间宽敞，屋门都很宽，我坐着电动轮椅就能来往于学院和我的研究系之间，这对我十分重要。房子对三个孩子的成长也很有利，周围有一个大花园，由学院的园丁负责照看。
　　直到1974年以前，我还可以自己吃饭，自己上下床。简设法帮助我，养育孩子。我们没有请外人帮忙。然而，到了后来，我的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糕，我们选择了让我的学生来和我们同住，作为免费住宿和我对他们劳心费神的报偿，由他们来帮助我上下床。1980年，我们转而借助于一个社区服务系统和一位私人护士帮忙。护士每天上午和晚上来我家，护理我一、两个时。这种局面一直维持到1985年我患肺炎之前。我不得不接受了气管切开手术以后，就需要有人24小时全天陪护。由于得到了几个基金会的资助，我才有可能获得这样的护理服务。
　　在做气管切开手术之前，我说话就已经变得含混不清了。只有对我十分熟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能够听懂我说的话。不过，那时候至少我还可以交流。靠对秘书口述来完成学术论文；通过翻译把我说的话重复清楚去参加学术讨论会。然而，气管切开手术让我彻底丧失了说话的能力。有一段时间，我唯一可以和别人交流的办法是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读单词，就是让别人拿起一张拼读卡，给我指上面的字母，如果字母是对的，我就抬一下眉毛表示认同。做一次交谈极其困难，更不用说去写科学论文了。不过，美国加利福尼亚的一位名叫WaltWoltosz的电脑专家听说了我的窘境，他送给我一个自己以前编写的计算机软件，软件叫做图示平衡器。这个程序可以让我通过用手动按开关来选择显示屏一系列菜单上的出现单词。我也可以通过头部和眼睛的活动来操控程序。等我把想要说的话写好以后，我就把编写好的文字输入一个语音转换器。开始的时候，我只能在一台台式电脑上运行这个程序。
　　然而，剑桥大学自适应交流系的DavidMason在我的轮椅上安装了一个小型便携式电脑和一个语音合成器。这个系统可以让我的交流比以前自如多了。我每分钟可以处理15个单词，既可以把我写的东西通过电脑里说出来，又可以把它们保存在软盘里。之后，我既可以把说的话打印出来，或者可以再调用这些话，一句一句地说出来。迄今为止，我利用这个系统写了一部书，完成了许多学术论文，还做过许多场科普报告。反响都很不错。我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都要归功于SpeechPlus公司生产的语音合成器的质量。一个人说话的语音很重要，如果你说话的时候口齿不清，别人很可能把你当成弱智来看。这个人嘴里是不是老含着一块糖啊？这个语音合成器是迄今为止我听说过的最好的设备。因为它的发音抑扬顿挫，不像电视节目中那个机器人德里克讲话。
　　事实上，我全部成年时代都在患病，然而，因为得到了简、我的子女们，还有许许多多其他人和各种机构的帮助，我的肌肉萎缩侧向硬化症并没有妨碍我拥有一个让人向往的家庭，在工作上取得成功。我病情发展的速度比起以往的情况要缓慢多了，这一直以来是我的好运气。不过，这也证明了：人是不应当丧失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