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诗人和他身边的朋友们

李延芳

　　一场交通事故将一个22岁的年轻战士推进了黑暗的人生谷底，他用一支笔寻找光明，一步步靠近向往的地方。蓦然回首六十载，坎坎坷坷里流淌的战友之情，亲朋之爱，成为他心中最暖、最亮的那一盏灯。

　　光明渐逝 情暖严冬

　　1931年10月，黄安出身于湖南长沙的一个教育世家，他自幼喜爱诗文，资质聪颖。从小受进步青年影响，喜爱鲁迅、茅盾、艾青、臧克家等文学巨匠的作品，继而捧读《新民主主义论》、《烈士诗抄》，在惊喜之余，他企盼自己也能投入到伟大的解放事业中去。1949年湖南和平解放，当年8月，他放弃学业，从湘中步行到长沙参军，进入第四野战军后勤干校学习。在校期间，黄安在学校办的一份学习生活小报上发表了很多通讯和诗歌，被政委和指导员发现，留在政治部宣教科任宣传干事，参加过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

　　1953年，黄安和一名小通讯员给抗美援朝的前线战士们送慰问信，在问路时不幸遭遇车祸，导致脑震荡，头部出血，不久，左眼失明。军校校长严旭得知黄安因公负伤这一消息时正在病中，他命令宣教科长将黄安带到他的病榻前。严校长慢慢坐起来，轻轻摸了下黄安的眼睛，又在他受伤的左眼前晃了晃手，轻声问：“看得见吗？”黄安说：“看不见。”校长焦急地叮嘱科长：“赶紧送他去医院好好治疗，尽快解决他的工作问题，不能让他做太紧张激烈的工作了！”严校长曾是辅仁大学的高材生，抗日战争时期入伍，久经沙场，战功卓著，黄安对他敬仰有加。校长在病重期间，仍然关心他这个普普通通的宣传干事，黄安受宠若惊。

　　在校长的关怀下，黄安被调到了人事处工作，比以前轻松多了。与此同时，领导和战友们对黄安百般宽慰，积极安排他四处治疗。但治疗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黄安愈发惶恐不安。是老上司王振堂的一封信牵引黄安走出了心理阴影。王振堂曾在军校任宣教科长，和黄安一起搞宣传，一起劳动，感情颇深，他调到北京林业部工作后还与黄安保持着书信交流。当王振堂得知黄安一只眼睛失明后，便写信鼓励他：“你不要灰心，只要有一只眼睛能看见就还可以为党工作。我来林业部工作后才知道天地广阔。我去过很多大的林区，森林里特别黑暗，但是森林里藏的可都是宝贝啊！”这句深蕴哲理的话给了黄安莫大的激励，他立志要在黑暗中开掘出光彩夺目的人生宝藏。

　　此后，黄安用一只眼睛边工作，边复习，准备参加高考。有人不理解黄安为什么如此拼命，说：“你这种伤残军人应该休养了，还上什么大学啊？应该享受去了。”黄安不以为然，他不甘心22岁就去颐养天年，他要多学点知识，为党和人民多做些事情，有一分热发一分光。

　　1954年10月，黄安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武汉华中师范学院政教系。因工伤影响，他右眼的视力也开始迅速下降，色彩和光亮被无情的黑暗一点点吞噬殆尽，这给黄安的学习和生活带来了很多困难……

　　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深情关怀，学校老师和同学们的真诚相助，将黄安从痛苦的漩涡里一点点拉了出来。他挣扎奋起，怀着对美好前程的无限憧憬顽强学习。1957年春，黄安以优秀学生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湖北省第一届大学生代表大会，并讲了话。他说：“一个人的生命不仅仅属于个人，还属于亲人，属于社会，我没有理由放弃理想和生命。”

　　长路漫漫 爱满行舟

　　1957年夏，黄安成为我国第一位盲人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北京内务部盲人福利会主办的中国盲人训练班任教，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之旅。

　　1958年，周总理亲自批准投资40万元在宣武区南菜园兴办盲人实验工厂，占地面积1000多平米。后来，盲人实验工厂与盲人橡胶工厂合并，成立了北京橡胶五金厂。1958年，黄安调到橡胶五金厂主管职工教育和共青团工作，1978年任该厂职工夜校的副校长。

　　1961年，北京成立广播电视大学，黄安成为在该校任教的第一位盲人辅导员。1965年，他由于工作成绩突出，被评为优秀辅导员。

　　丰富的生活经历使黄安的诗歌题材多样，他感受着新中国的日新月异，感恩于党对残疾人事业的高度重视，他用一支彩笔，激情洋溢地歌颂身边的伟大变革、光焰暖人的一角，吟唱激情燃烧的岁月，一首首清新明快的诗歌陆续在《诗刊》、《人民日报》、《天津日报》、《盲人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他在《一支引路巨笔》中兴奋地写道：“一支巨笔亲切的指点，我终于望见诗的大门。”“少年的梦在黄河怒吼，青春的花是‘八一’红星。前方的路虽风雨莫测，奋进的歌当高唱光明。”这“奋进的歌当高唱光明”，成为他多年来诗歌、歌词创作的主旋律。

　　正当黄安踌躇满志，准备向更高的艺术巅峰攀登的时候，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席卷了中华大地。黄安和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也经历了一段曲径的颠簸，他被抄家，下放到橡胶五金厂车间当工人。动荡年月，没有动摇黄安的意志，他对祖国的热爱，对文学的追求丝毫没有改变。他在车间沸腾的噪声中捕捉灵感，在生产、工作之余，酝酿构思，咏物抒怀。蹉跎岁月，文学给了他精神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平衡。

　　上世纪80年代，黄安得到平反，重获自由，摆脱禁锢的文思喷薄而出，他用人生做纸，以真情为墨，把丰富的人生体验雕琢成动人的诗篇，启发人们直面挫折的勇气。黄安的诗词、歌词作品屡见报端。黄安作词的《理想之歌》、《民政之歌》、《北京城美人更美》等接连在北京市总工会举办的红五月歌咏比赛中获奖，这也让新上任的民政局局长段天顺同志对他有了初步的印象。

　　段局长出身书香门第，非常重视文化建设，一上任就成立了文化艺术联合会，将民政局里的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雕刻家等各类艺术人才组织起来，黄安成为会员中唯一一个盲人。同时，段局长还在民政系统内办起了《民政之声报》（即现在北京社区报的前身），黄安积极投稿。随着段局长和黄安接触机会的增多，他对黄安的了解也在逐渐加深。因为工作需要，也因为局领导对黄安工作能力的赏识和信任，1985年，黄安被任命为残疾人协会的领导成员之一；1988年，北京市残疾人联合会成立，黄安就任盲协副主席和残联评议委员会副主任之职，继续从事残疾人的组织、宣传、教育工作，他将自己对残疾人事业的一腔热忱，对党的一片深情融进了兢兢业业的工作里，也流淌在饱含真情的诗词中。黄安说：“段局长是我的引路人，要是没有他的协助，我不可能为残疾人做这么多工作。”

　　1991年，黄安到了离休的年纪。我国政策规定，1949年10月以前参加工作的人员可享受离休待遇，1949年10月以后参加工作的人员只能享受退休待遇，离休比退休的待遇略高一些。黄安是1949年8月入伍的，本应按离休政策办，但在办理相关手续时却遇到了极大的阻力，有关人员一口咬定他不符合离休政策要求，只能给他办退休手续。黄安无奈地向段局长求助，段局长到民政局组织处查阅了他的档案和相关证明材料后，按政策给黄安办理了离休手续。黄安为此感激不尽。

　　在诗词创作上，段局长对黄安的帮助同样巨大。段局长学养深厚，酷爱诗词，著有《燕水古今谈》、《京水名桥》、《燕水竹枝词》、《民苑集》、《新竹枝词集》等多部作品。作为北京诗词协会会长和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段天顺同志不但继承传统，弘扬国粹，还不断寻求创新，自创词牌，同时积极倡导诗词语言声韵贴近日常生活，内容贴近民生，追求淡语中有味，浅语中有情，俗语中含雅。这对黄安的诗词创作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黄安的诗歌主要是按新韵写，不受诗词格律的束缚，以表达意旨为第一位。后来，在段局长的启发下，他逐渐领悟到了传承千年的“七律”的博大精深和独特魅力。此后，黄安潜心揣摩研习诗词名作的精髓，体味出古韵之绳墨，创作的古体诗词更加体例严谨。“带着镣铐跳舞”的黄安挑战极限，一首首诗词佳作流淌而出。

　　2001年，建党80周年，黄安已是一位70岁的古稀老人了。北京诗词协会的领导者有感于严肃文学出版事业的举步维艰，准备精选一批优秀诗人的佳作，出版一套诗苑丛书，黄安的作品是其中的一本。数十年来，黄安虽历经坎坷，但从未放下手中的笔。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中叶，他就有意将手中积攒的大量诗稿整理出书，但文革期间的动荡，重返领导岗位后的忙碌，使得这个愿望一拖再拖。2001年秋，在段局长的大力协助下，黄安的诗集《咏光集》出版了。《咏光集》的写作时间前后跨度将近半个世纪，他歌颂伟大的时代，赞美人性的光辉，执着地追求光明，吟咏亲情、友情、乡情，内容十分广博。段局长为黄安审看诗稿，逐篇评点，满怀激情为诗集作序。北京诗词协会特为《咏光集》召开了作品研讨会，与会的诗词界知名人士都对黄安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

　　现在，段局长一看到黄安的作品发表，就会给他打去电话，关切地询问他的创作和生活情况。畅谈中，他的平易近人，坦诚幽默，每每让黄安如沐春风，如饮甘泉。他的志存高远、博雅多通更是黄安取之不尽的精神宝藏。

　　战友情深 倾力相助

　　《咏光集》的出版还得到了黄安的老战友向大张同志的热忱相助。向大张与黄安同为湖南老乡，他比黄安小一岁，两人同一年参军，同时在第四野战军后勤干校学习，同样因出色的表现留校工作，不同的是黄安分在宣教科，而向大张分在了训练部，两人互闻其名，互相钦佩。1953年，黄安负伤前，向大张去了朝鲜战场，1958年回国后仍在部队工作，天各一方的两个人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能在花甲之年与战友聚首在北京，弥补年少时的遗憾。

　　那是在10多年前，向大张在一份厚厚的同学录上看到了黄安的名字和联系电话。多年来，在向大张心里，黄安这个名字一直是和年轻有为这个词联系在一起的。他的人生旅途是否一帆风顺？现在过得好吗？向大张带着一份难以名状的挂念参加了同学聚会。在聚会上，向大张第一次见到了既熟悉又陌生的老战友，听着黄安的遭遇，看着战友搀扶着他缓步行走的样子，向大张的感受与其说是对战友的同情，不如说是对他的敬重。黄安双目失明还乐观地生活，积极地写作，他凭借着丰富的想象力、敏锐的才思、不屈的灵魂和惊人的毅力，给灵魂找到了一个出口，他用一支笔将一个只能用手触摸、用心感受的世界描绘得瑰丽迷人。黄安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向大张，他决心尽可能帮助战友，只有这样他心里才好受一些。

　　向大张住在丰台北大地，黄安住在林业大学北边，两家离得不近，向大张每年都要带战友去看望黄安，平时主要靠电话与他联系，两人谈学校往事、谈时政要闻、谈诗词歌赋……一聊起来就没个完。向大张自幼饱读诗书，博闻强记，至今仍能一字不错地背诵整篇《滕王阁序》、《长恨歌》、《琵琶行》等很多古文名作。黄安记不清某段古诗词，他随口就给背一遍；黄安拿不准某个词语的意思，他张口就给解释；黄安写出的诗词，向大张是第一个读者，他提出的很多中肯的意见，黄安一一采纳；他带着老花镜，帮助黄安整理修改校对诗词、歌词近2000首，《咏光集》一二册的出版，他功不可没。

　　不仅如此，向大张还经常陪同黄安外出。黄安至今记忆犹新的是2004年初冬，《挚友》杂志社办通讯员培训班，向大张陪黄安一起前往顺义参加培训。两位老人坐在一起，领导发言，向大张帮助记录，会上发的文件他读给黄安听，他俨然成了战友的秘书。会后，杂志社组织通讯员参观燕京啤酒厂的生产车间和汇源果汁厂的苗圃。两位耄耋老人手挽手，肩并肩，亲密无间，遇上楼梯、斜坡，向大张总要小心提醒，或在前面领着，或在后面推着。向大张看见什么就绘声绘色地给黄安讲述一番，而那些景致和场面最终都会以诗词的形式保存在纸上，也保存在一对老朋友的记忆中。那次顺义之行，黄安收获颇丰，其中有一首诗是写菊花的。11月底的北京，已经是寒风扑面，一出宾馆大门，向大张就惊奇地说：“老黄，这儿有一个东西，你摸摸吧。”黄安伸手摸了摸，柔柔的，小小的，一片一片的，他好奇地问：“这是花，还是叶子呀？”向大张说：“要是叶子我就不让你摸了，这是一株紫色的菊花，现在还开着呢，你看它的生命力多强啊！”清雅的菊花和战友的感叹触动了黄安的心弦，于是就有了这首《卜算子•赏菊》：“结伴赴京东，信步高楼外。霜路晶莹天更寒，惊睹黄花在。非独小园开，郊外同流彩。冷蕊共枝映碧空，风骨诚豪迈。”

　　文学创作离不开感知，对一个瞽目诗人而言，不能视物就难以借景抒情，托物言志，这是黄安创作之路上的最大困扰。向大张意识到这一点后，就主动做起了他的眼睛和耳朵，看见什么、听到什么都会一股脑倒给他。有一次，向大张说起深圳新落成的邓小平铜像，黄安有意创作一首词来歌颂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但又苦于看不见塑像的模样，难以描摹。向大张想到弟弟此时正在深圳，就说：“我让我弟弟去看看。”他立刻给弟弟打去了电话。在向氏兄弟的帮助下，黄安得知邓小平同志的塑像伫立在莲花山山顶广场，他身穿风衣，面朝南，目视前方，大步向前，气势昂扬。于是，便有了这首《渔家傲》：“面映朝晖神采奕，遥看沧海横流急。阔步先行云雾里。留光迹，灿然灯塔岭南立。边境而今风景异，莲花山下琼楼密。几度春秋垂范例。狂飙起，改革潮涌新天地。”

　　《咏光集》中的每一首诗词，向大张都爱不释手。他说：“虽然黄安眼睛看不见，但是他心地光明。他用心歌唱光明，赞美光明，他是一位当之无愧的咏唱新时代的战士。”向大张掌握着《咏光集》的发放权，有人和他要黄安的诗集，他总要先盘问，你是干什么的？你喜欢诗词吗？向大张说：“有些人没有这个欣赏能力，拿回去就束之高阁，或者当废纸扔了，那可不行。”

　　黄安的战友和同学有1千多人，遍布全国各地，还有的远在海外。战友们写给黄安的信件全由向大张负责读给他听，并回信。久而久之，大家知道两人亲如手足，形同一人，都在信中同时称呼两个人的名字：黄安、大张，或大张、黄安。

　　10几年来，向大张帮黄安做了许多抄抄写写、跑跑颠颠的事。黄安内疚地说，自己给战友增添了许多负担。而向大张却乐在其中，说这是责无旁贷的事。

　　黄安在黑夜中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一路走来有太多的名字深印在他心中。如今，80岁高龄的黄安有两大爱好，一是写诗，二是给朋友们打电话。他说：“我从失明到现在半个多世纪都是在部队、地方的战友、同学和领导的帮助下，才不断跟着部队前进的。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这种深情厚意伴随着我一生，已经成为生活中的一部分了。正是有了他们的指引，我才有了今天。”

　　在最深最浓的夜色里，领导和朋友们的关爱点亮心灯，引领黄安走出绝望的囹圄，守护他逆风远航。黄安动情地吟诵：“纵非亲人胜亲人，大爱无私感至深。幸遇导师兼挚友，夕阳常暖老龄心。”一位老人洪亮的声音久久回荡在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