劲飞

◎ 方  芳

　　认识张碧是在2006年10月下旬的一天，那天早晨父亲陪我到通州区职教中心考试，强劲的北风夹着落叶漫天飞舞，尽管有阳光的殷勤呵护，我还是不由自主地发起抖来，我旁边一个穿着超短裙高筒靴的小姑娘干脆用蹦蹦跳跳手舞足蹈来御寒。父亲担心我的手冻木了，拿不住笔影响考试，他找到一位监考老师，恳请他让我先到里面避避风，监考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父亲推我率先进了大厅。坐在和其他考生仅一门之隔的地方，我望见玻璃门外的考生越聚越多，他们或在看书，或在聊天，或在活动手脚，只有一个穿米黄色呢大衣系白纱巾的女孩，频频向我微笑。我不得不快速搜索往日的记忆，我见过她吗？在哪儿？我绞尽脑汁想到进考场的铃声打响了，还是一无所获。

　　父亲推我进考场，找到指定的座位号、摆好桌子、取出铅笔、钢笔、橡皮，我正在做着准备，一抬头看见刚才那个穿呢大衣的女孩，笑眯眯地向我走过来。居然这么巧，她也考《古代汉语》，而且和我分在一个考场，我默想。女孩一把拉住我的手说：“太好了，终于又遇到你了。”听语气好像我们是一对久别重逢的朋友。我有点懵了，难道我们以前真的见过面？是在我家，还是在路上？我想问又不好意思问，也只好尴尬地陪着笑。幸好，善解人意的女孩马上看出了我的不自在，她说：“半年前，我们在四中见过，参加考试的人多你可能没留意我，我可是对你印象深刻啊！上次没和你打声招呼，我后悔了好几天，那时候我就在想：我要是有机会再见到你，一定不能放过你了。”我们相对大笑。

　　女孩忽然问我：“你考文学概论了吗？”我答：“没呢。”她叹了口气说：“哎！我昨天考的，拿到卷子才知道我学错了，今年的文概换新教材了，我学的是旧版的。”“几个月的工夫白费了是挺遗憾的。”我说：“以前我也有一门学错过，好在还有补救的机会。”女孩点点头。讲台上，监考老师催促考生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女孩把她的书放在我桌上，翻开第一页说：“把你的名字和电话写在这儿吧，我们好联系。”同时，她麻利地从书里抽出半张白纸，在上面写下：张碧，电话1368101****。我注意到她是用左手写字，字体娟秀飘逸，按在纸上的右手苍白、粗大，与左手极不协调，那是一只假手。我的心颤了一下，忽然明白她为什么一定要和我认识，因为同病相怜，因为惺惺相惜。

　　借着老师宣读考场纪律的空儿，我仔细打量坐在左前方的张碧。她梳着一条马尾辫，粗粗长长直垂腰际，脸庞清瘦蜡黄，没有一点儿血色。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她那只泛着塑料光泽的，毫无生气的手。惟一能给她增添点朝气的就是白纱巾底部绣着的那一丛蓬蓬茸茸的青草了。直觉告诉我，张碧的身体状况似乎不太好。

　　那天的考试，最后一道古文翻译题，我没有做完就到了交卷时间，和我一样最后离开考场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矮胖男人，却不是张碧。我没留意张碧是什么时候出去的。她用左手写字的灵活、迅速程度显然不亚于常人的右手，让我很是惭愧。

　　第二天，我接到了张碧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她说考完试她就赶回医院去输液了，所以没等我。在聊天中，我得知：张碧高中毕业，酷爱文学，凭借着出众的文笔，她被北京一家出版社破格录用，成了一名编辑。张碧知道自己无论在文学功底上还是在工作经验上都和其他同事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她的心理压力很大，没日没夜地干还嫌自己不够努力，进步不快。2005年，她又开始学习高自考课程，一口气报了五门。把五本书上的知识点背上一遍就足足用了五个月，最后一个月复习，张碧简直是连轴儿转了，白天的工作不能耽误，只有从睡眠里一挤再挤了。结果可想而知，张碧迅速消瘦下去，她用20斤体重换回三门课程通过。由此她自称找到了一条最神奇的减肥方法：忘我地工作+拼命地学习。

　　胃痛是张碧的老毛病了，2006年夏天显得更重一些，她舍不得在医院排队的时间，自己随便买点药对付对付，最终导致胃出血，住进了医院。看不出那么弱不禁风的一个姑娘竟然是个“拼命三郎”，我既钦佩又不免为她的身体担忧。

　　通过电子邮件，我们欣赏着彼此的文章，也倾诉着各自的感受。从她的文章里我发现，她的性格与她失去的右手有关。

　　张碧是内蒙人，生活在鄂尔多斯的一个小村庄里，家里过去养牛，张碧七岁那年，有一次帮母亲扎草，一不留神，扎草机吞没了她的右手，一瞬间，鲜血染红了青草。张碧从此变得与众不同。为了不受嘲笑、不被欺侮，为了证明自己和别的孩子是一样的，张碧苦练左手，别人要两只手做的事情，她一只手全办了。张碧用加倍的努力弥补了自身的残缺。她常说的一句话是“人的潜力无穷大，一切皆有可能。”

　　在张碧出院休养的半个多月里，主编不时给她布置点编写稿件的任务，她不会闲得无聊，也不会忙得发疯。聊天时，我能感到张碧整个儿人从里到外都被阳光浸润着。她说：“那天在职教中心看到你是那么精神充沛，自信乐观，你虽然坐在轮椅上，可是你的精神是需要我去仰望的，当时我就想我们水里的鱼为什么要羡慕天上的鸟呢？那次考试我有两大收获，一是结识了你这个朋友，二是遇见一个大叔，五十多岁了还来考试，而且他同时学两个专业呢。活到老学到老，我们到五十多岁的时候要是还有那么强的上进心就好了。”

　　12月中旬，考试成绩公布了，我的《古代汉语》得了82分，超出了我先前的预测，惊喜之余我拨通了张碧的电话，没想到她已经身在内蒙了。张碧的母亲因腰椎间盘突出瘫痪在床不能自理，等她回去照顾。尽管她舍不得放弃那份心爱的工作，尽管她是那么依恋北京，但除了回去，她别无选择。她一再说：“你生活在北京多好啊！”那份渴望和留恋溢于言表。我明白，北京有她苦苦追寻的梦，有她奋斗的足迹，北京也留下了她断梦难续的遗憾……

　　张碧把尽心竭力地照顾母亲当作她唯一的工作，奋发的愿望只能暂且搁置一旁。迫于生活压力，2007年初，张碧开起了一个办公用品商店。取货卖货都是自己。早晨，她推母亲去店里，傍晚推母亲回家，属于她学习的时间是晚上九点半以后。张碧单薄的肩膀上挑着母女俩的当下和未来，生活的艰辛与忙碌可想而知。

　　我们第二次见面是2007年10月，在《古代文学作品选》的考场上。张碧风尘仆仆从内蒙赶来。她穿了一身黑衣，脸上多了一些细小的皱纹。也许是黑衣映的，也许是内蒙风霜的侵蚀，一年之间她好像一下子苍老了许多。她翻了翻我的书说：“瞧你记得密密麻麻的，一看就是认真学了，我那书新得和刚买来时差不多，我没时间学啊！我妈劝我放弃算了，我不甘心，只差三门了。”我问她：“你母亲的病见轻吗？”她无奈地摇摇头说：“还那样，我带她去过好几家医院，医生都说她很难再走路了。”我又问她：“商店的经营情况怎么样？”她一笑说：“我这人不是经商的料儿，收入不高，但自由，不受拘束，方便照顾我妈。”

　　考试结束后，我邀请张碧到我家住两天，如果她最后这三门全部通过的话就可以顺利毕业了，也就意味着她再来北京遥遥无期。张碧说：“我也想和你多待几天，可商店不能老关门，把顾客都关跑了，我妈拖一个亲戚照看我也不放心，一会儿我就要回去了。”她看了看手表，然后恋恋不舍地伏下身轻轻抱住我说：“真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见面。”“不过不要在考场上了，你赶快毕业吧。”我补充道，饱含着我的祝愿。然而我们都知道在学校之外实现这样的愿望实在很渺茫。

　　2007年12月，张碧毕业了，她关掉了办公用品商店，踌躇满志地要找份编辑的工作。她喜欢安静，喜欢文学，面对文字时总有说不出的喜悦，做编辑当然是张碧的首选。可是她们那个小县城的文化出版业尚不发达，机会很少，张碧等了四个月才盼来一个报社招聘记者的消息。她欣欣然赶到那家报社却被告知只招聘男性，不要女的。原因是女记者工作中会有诸多不便。

　　张碧失望极了，在失望中她更加怀念北京这片是种子总能发芽的肥沃土壤。在电话里她又一次说：“你能生活在北京多好啊！你一定要坚持写作，一个人能把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毕生的事业来做是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我说：“我会坚持写下去的，直到我拿不动笔的那一天。”我能体会到张碧与梦想失之交臂的忧伤，更意识到了从那一刻起，我的笔承载的已经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思想和情绪，还有张碧的。我劝她：“比起我们父母生活的那个年代，现在的生活环境好多了，个人的发展机会也多了，磨难只是暂时的，不要气馁，不要放弃，熬过黑暗就是黎明。我就不信那家报社上上下下一水儿男的，不要女的，耐心等着它。”电话里传来张碧久违的笑声。她说：“三年自考，现在看来对我的帮助不大，但是我一点也不后悔。因为在考场上认识了你，和你说说话我的心情好多了。”

　　2008年底，我收到了张碧的一封邮件，信中她告诉我，她在家开了个补习班，每周给小学生补习一天珠心算，以此来维持母女俩的生活。其余时间她在写一部与自己经历有关的小说，名字暂定为《劲飞》。

　　展开地图，我对“鸡颈”上那一片地方感到格外亲切，因为那里不仅有我向往已久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丽景致，还有如小草一般韧性十足的张碧，时时给我传递着积极向上的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