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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毕飞宇

  发表时间:2009-06-16 【字体:

◎ 郭培平

  2008年,作家毕飞宇以小说《推拿》获《人民文学》杂志长篇小说奖。随即,该书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出版社对《推拿》评价很高,认为“小说对盲人心理及行为的描摹生动而彻底,显现了人性的善良,展示了人们了解甚少的另一种人生悲喜;从中见出毕飞宇以轻取重的叙事智慧,透出其内心的纤细与温情。”

  一些盲人朋友已经阅读过《推拿》这本书,更多的盲人朋友关心的是,一个明眼人作家,他是怎样走进盲人的生活,怎样走进盲人的心里?他是怎样看待盲人读者的不同意见的,他怎样认识《推拿》一书的特殊价值和意义?记者带着这些疑问采访了毕飞宇。  

  我的动机十分简单,我要让忽视他们的人看见他们,我想把一群处在黑暗当中的人挪到明亮之中。

  记者:您为什么要创作《推拿》这部小说,您要向社会说明什么,表现什么,警示什么?该书的出版与获奖是否实现了您原来的写作理想和目标?

  毕飞宇:一本书自然会有它的社会意义,但是,在我动手写作的时候,真正能够推动我的,也许不是社会意义,我没有那么伟大,推动我的还是我个人的趣味和认识,我看到了一种生命,看到了一种可能性,我有了兴趣,我就写了。我并没有急于要警示什么,如果一定要警示什么的话,我不一定写小说,我会写别的文章,我会把我要说的话直截了当地说出来,我之所以没有那么干,这就说明我对小说有兴趣,我渴望塑造人物,我渴望在自己的作品当中看到一种生动的局面,当然,如果可能,我也渴望看到一种深刻的局面。

  我在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做过教师,不过,这样的经历不足以保证我可以写《推拿》,我之所以敢写《推拿》,是最近的十多年里头我与盲人朋友的交往。我们的交往太多了,他们丰富的人生和丰富的内心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关注,我为什么不试试?我的动机十分简单,我要让忽视他们的人看见他们,我想把一群处在黑暗当中的人挪到明亮之中,我也许让你失望了,我的心愿就是如此地渺小。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个渺小的心愿让我很动感情,在我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幸福而又伤感。

  记者:小说中的主要人物沙复明,都红,小马,金嫣等人是否在生活中都有原型人物?您在创作之前或在创作之中是否深入生活,体验生活,您是否结识了许多盲人朋友?

  毕飞宇:我写小说从来没有原型,我做过记者,我对描绘原型一点兴趣都没有。我需要的是人物的丰富性和戏剧性,只有想像中的人物才能够充分地体现这样的特征。沙复明、都红、小马、金嫣都来自于我的内心,他们和我认识的盲人之间是似是而非的。我的盲人朋友当然有许多故事,但我不会把他们写到小说里去,我的朋友看了我的小说之后是找不到他们自己的。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基本要求。不过话又要说回来,如果我没有足够多的盲人朋友,我不可能具有这样的想像力,想象力总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作家生活的宽度,还有他的理解力。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时每刻,我都在深入生活,体验生活。在精神这个层面上,我不会浪费任何一个和我交往的人。

  记者:有人认为您在小说里安排明眼人角色就是为了反衬明眼人的“盲”,依此而论,是否为了说明“我们都是不同程度的盲人,我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之盲”?

  毕飞宇:我在小说里安排了明眼人,这不是“说明”的需要,生活就是这个样子,盲人的生活里不可能没有明眼人,是吧?我在《推拿》里的确写到了明眼人的生活之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明眼人只是说明一个道理的,事实上,是小说本身需要这些人物。  

  《推拿》拓宽了我自己,我又一次得到成长。我感谢盲人朋友对我的批评,说到底,艺术上的批评获益的一定是人生。

  记者:您是如何深入认识盲人群体的,您认为盲人在心理,行为上有何特点?先天失明盲人与后天失明盲人有哪些不同点?

  毕飞宇:你知道,我是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心理学家,我在《推拿》里的描绘主要还是文学性的,不是科学性的,所以,如果你让我来谈盲人的心理问题,我认为我不够资格。我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其实我也不需要做研究。我的任务是还原我的想像,把我所感兴趣的形象描绘出来,而不是冒充盲人问题专家。这么说吧,我可以写好一个教师,一群教师,但是我写不出教育方面的论文来。

  记者:您怎样看待盲人与明眼人之间的冷漠,隔阂与误解?盲人与明眼人应如何平等相待,和谐相处?

  毕飞宇:明眼人和盲人之间是有隔阂的,这个一定要承认。以我的经验来看,作为一个明眼人,和盲人相处最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耐心,你不可能一下子就能从盲人那里获得信任,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可是,盲人看不见你的窗户,这就是障碍。但是,再大的障碍都抵挡不了耐心的力量,时间长了,彼此了解了性格,一切就都好办了。

  我和盲人朋友之间也不是一下子成为朋友的,我们交往的时间相当长了,老实说,如果不是刻意的提醒,我会忘记他是个盲人。到了这个时候,一切都没有了区别。

  但是我还是要多说几句,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我们的经济,我们的人文水准,我们的文明程度,都是发展中的,发展中的文明有一个标志,那就是人与人的不尊重,或者说,不够充分地尊重,这里头当然也包括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不尊重。这样的场景我见得实在是太多了。不过,总体上说,是在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相反。

  记者:小说发表后,您曾在网上与盲人读者相互交流,您听到过盲人的批评吗?您怎样看待盲人的不同意见?

  毕飞宇:是的,我和盲人朋友在网络上做过多次的交流,我们交流得相当好,我听到了盲人的批评,但是,无论多么尖锐的批评,盲人朋友们都支持我写这本书,希望我再写一本,有了这样一个大前提,我还能说什么?没有比这更好的了。同时我还想说,因为这些批评,我对盲人的了解多了一个角度,这对我和盲人朋友的交往是大有好处的。

  你也许还不知道,就在我做《推拿》宣传的时候,我曾经伤害过一位盲人朋友,我可以发誓,我不是故意的。如果我早一点听到盲人的批评,我起码可以避免那样的误会,《推拿》拓宽了我自己,我又一次得到了成长。我感谢盲人朋友对我的批评,说到底,艺术上的批评获益的一定是人生。  

  我相信我和盲人朋友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这本书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您凭借《推拿》一书再次获奖,对此有何感想?您认为该书在您的创作历史上有何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毕飞宇:《推拿》面市之后,它在盲人群体中间迅速地流传,虽然盲文版还没有出版,但是,盲人朋友们从网络上听到了这本书,许许多多的盲人都在谈论它,《推拿》的片段甚至出现在盲人朋友的手机里头,我从来没有收到过如此隆重的欢迎,这是我获得的最大的奖励,这是我的荣耀。今年春节,我接到了许多盲人朋友的电话,我们相互祝福。我相信我和盲人朋友有了更加广泛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就是这本书最特殊的价值和意义。

  记者:您读过我国当代盲人作家的文学作品吗?您对盲人从事文学创作有何感想与建议?

  毕飞宇:去年11月,一家盲人的文学网站把我叫过去,多亏了我去了,我不知道盲人朋友里有那么多的文学爱好者,这让我大为震惊。但我几乎没有读过他们的作品,但是,没关系,如果我们想做一件事,任何时候都不晚。我盼望着盲人作家朋友里有好作品问世。    

  毕飞宇简介:

  毕飞宇,男,1964年生于江苏兴化,1987年毕业于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同年任教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1992年任《南京日报》记者,1998年至今任《雨花》杂志社编辑。
  主要作品有:《毕飞宇文集》四卷,《玉米》、《平原》等。曾获第一届、第三届鲁迅文学奖,第一届中国小说学会奖,第二届冯牧文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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