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光明 走向世界
她15岁上大学、19岁留校当教师、24岁成为中科院最年轻的讲师，但在29岁的时候不幸失明。她毅然选择在困境中重生，克服种种困难，付出比别人多几倍的心血和汗水，不仅重返讲台教博士生，组织科研项目，还成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年来第一位获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成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副主席，被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约瑟夫·奈誉为“中国的软实力”。她说，人生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坎坷，战胜了就是强者。她的身上集中体现出的责任、自信、乐观、奉献和知难而进、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激励更多年轻人。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
◎ 杨 佳
我来自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如果说我和大家有什么不同，那就是现在大家看得见我，而我却看不见大家，可是，我还在教博士生，还在讲新课，还在主持科研项目。27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大学讲台。
一个冬日的早晨，我睁开双眼，看到的是一片漆黑。
我是改革开放后我国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15岁考上大学；19岁成为大学老师；22岁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24岁成为该院最年轻的讲师……一路走来，阳光灿烂。
我从未想过，命运之手会将这一切全部夺走––1992年， 我眼前的世界变得朦胧起来。先是讲课时读课文读错行，后来，书上的字变得越来越模糊。
更可怕的是，视野也变得越来越窄，就像舞台的大幕徐徐向中间靠拢……
医生的诊断是：视神经病变，失明将不可逆转！
站在医院的走廊上，我惊呆了，我无法接受这一严酷的现实，四处求医问药，西医、中医、针灸，甚至就连最痛苦的球后注射，我都尝试过了，可都无济于事。终于，在一个冬日的早晨，我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一片漆黑。那年我29岁。
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家庭的破裂。他走了，也带走了心爱的女儿……我感到了做残疾人的艰难、残疾女性更难。而盲人又是残中之残！
面对现实，我只能选择坚强。
一次，乘坐公共汽车，有人提醒我：哎，那儿有个座！我却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拼命想：她说的“那儿”到底是哪儿呢？再想，一个生活中连“这儿”、“那儿”都分不清的人，那她生命中的位置又在哪里呢？！
我苦苦思索，我该怎么办？是在孤寂中沉沦！还是在困境中重生。我别无选择：只有面对现实，选择坚强，从头再来。
于是，在父母的帮助下，我像个孩子，开始学穿衣、学吃饭、学走路。用吸管喝饮料时，一低头，吸管却戳到了眼睛；用盲杖探路，走着走着，竟把自己给绊倒了……
不能看书，我就听书，录音机用坏了一台又一台。不能写字，我就学盲文。可是，30岁的我，连盲校都不收了，只好通过电话向老师请教。从ABC开始摸起，用手指尖摸来代替眼睛看实在是太难了！就连一个简单的英文单词cabbage，我用手足足摸了一个小时––每个字母c-a-b-b-a-g-e摸得清清楚楚，就是不解其义。堂堂一个英语教授尽然不知道“大白菜”这个词！过去，我可是一目十行啊！
我还想教书––那是我生命的支点！可是，重返讲台谈何容易。要过的第一关就是行路难。一个熟悉的声音对我说：“爸爸给你当拐杖！”就这样，失明17年了，六千多个日日夜夜，冬去春来，我紧紧地握着父亲的手臂，坐公交、挤地铁，辗转到教学楼，风雨无阻。
早上8点，我准时在教师里迎接我的学生们，他们哪里知道，为了不迟到，我和父亲不到6点就出门赶路了；我依然写着漂亮的板书，学生们哪里知道，我紧贴在黑板上的左手是在悄悄丈量着尺寸，为了这几行板书，我不知练了多少遍；我采用多媒体教学，学生们也不会知道，多媒体教室操作台上的各种按钮被我悄悄贴上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胶布作为记号；学生们更不会知道，杨佳老师在上第一堂课时，为什么总向每个学生提问，那是我在用心记住每一个人的声音。
就这样，几周课下来，学生们竟未察觉他们的老师是个什么也看不见的人。作家刘恒在报告文学“小杨教书”中说，“听杨佳老师讲课是一种美的享受……”
我还想写书，我开始尝试最新的电脑语音软件，苦战数月，人瘦了一圈，但是我的书一本一本地出来了––《研究生英语写作》、《研究生英语阅读》，得到了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我的导师被誉为“中国应用语言学界第一人”的李佩先生亲自做序，称“这是一部非常好的、令人起敬的著作。”
我重新找回了自信，“看”到了光明。展现在眼前的不是障碍，而是机会。
我的哈佛经历证明了一点：中国人是好样的，中国的残疾人是好样的。
2000年，我考上了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攻读世界排名第一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师从于院长、全球化理论权威、《软实力》一书的作者约瑟夫·奈。
哈佛的老师课上得很活，从不照本宣科。学生全凭笔记，6门课，我用学校提供的一台特殊的键盘，每上一门课就按下一个开关键，等同学帮我确认工作键的灯亮了后，我就开始飞快地打起字来。一堂课下来，身旁的同学都说，杨佳的笔记就是一篇完整的讲义。
每门课老师布置的阅读量总不下500页，同学们都叫苦不迭，感觉时间不够用，对我来说，就更难了。因为我必须先通过扫描仪把资料一页一页扫进电脑，之后再通过特殊的语音软件把内容读出来。这样一折腾，时间全没了，只能靠拼速度了。我由原来每分钟听200多个英文单词，提速到每分钟听400个词，几乎就是录音机快进时变了调的语速了。就这样，我每天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不仅圆满完成了学习任务，而且还超出学校规定，比其他同学多学了3门课程。
我的论文《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被定为肯尼迪学院的范文。教我“领导艺术课”的是哈佛的顶尖教授、曾在白宫效力于四位总统（其中包括克林顿总统）的高级政治顾问大卫·葛根教授。他为我破例打了哈佛的最高分A+，并为我赠书题字：“Jia,you taught us more.”（佳，你教给了我们更多的东西！）
毕业典礼上，当我从院长约瑟夫·奈手博士手中接过毕业证书时，他对我说：“congr atulations jia, you’re china’s soft power.”（祝贺你，佳，你是中国的软实力！）顿时，全场几千名师生自发起立，为我，为哈佛大学建校300多年来第一位获得MPA学位的外国盲人学生鼓掌欢呼，那一刻，我非常激动，感到无比自豪：我的哈佛经历证明了一点：中国人是好样的，中国的残疾人是好样的！
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
哈佛学成归来迎接我的是一个更加开放的光明世界。我在研究生院、也是在中国，首创了《经济全球化》、《沟通艺术》课程；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赛会志愿者制定了NP3S专业服务标准；担任了《科技助残全球化与标准化》科研项目负责人。我还荣幸地当上了全国政协委员。
其实，一个人以何种方式获取知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运用所学知识服务社会，报效祖国。去年冬天，中国残联派我赶赴纽约，竞选联合国为履行《残疾人权利公约》而新设置的“联合国权利公约专家委员会”委员。我肩上的担子很重，41个缔约国参加投票，要从23名候选人中选出12名委员，委员有的任期两年，有的任期四年。能否当选？我是中国政府提名的候选人，我代表的不仅仅是我个人，而是我的祖国。我始终面带微笑,用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与各缔约国代表热情问候交谈。角逐无声而又激烈，几轮选举中，我在第一轮就高票胜出。紧接着开始抽签，中国又当选为任期四年的国家。
今年2月，我赴日内瓦参加了委员会首次会议。我发现委员会领导层竞选的人选中世界五大洲几乎都有，唯独没有亚洲人！没有中国人––这将对我国明年的履约非常不利。我据理力争，用精彩的演讲和非凡的勇气赢得了满堂喝彩，最终当选为联合国残疾人权利公约委员会副主席！
许多国家的代表都对我说，“你们中国的运气真好！”我回答说，“不，不是运气好，是国家好！只有国家好了，残疾人才会好；残疾人好了，国家才会更好！”。中国政府的重视与关怀使中国残疾人事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了时代的领跑者。
今天，我能够站在这里，给大家讲述我的成长经历，首先，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家人，感谢各级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爱。感谢命运让我赶上了一个好时代！人生无常。难免有这样那样的坎坷，就看你能不能战胜它。战胜了，你就是强者！
失明将我的人生一分为二，29岁之前，我是在超越别人；29岁之后，我在超越自我。一个人可以看不见，但不能没有见地；可以没有视野，但不能没有眼界；可以看不见道路，但绝不能停住前进的脚步！100次摔倒，可以101次站起来！只要我们坚持奋斗，就一定能够战胜昨天，超越今天，迎接阳光灿烂的明天。